甲午战争后，后人也曾对甲午战争作过许多评论。

　　日本史学家志村寿子曾对平壤、黄海之战对日本的影响进行研究。经研究发现：黄海、平壤之战的胜利给日本人带来的“狂喜不仅存在于一般国民之中，就述政府和正在激烈对立的政党也是一样。必须征服中国，或者西欧文明不久将死亡，目本将代之而起，雄飞于世界万国之林之类的意见，经常出现在自由党、进步党的报刊上。”

　　这一时期日本强硬的主战派、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El本战胜(中国)是文明的胜利。他认为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到来，如果发生内乱，列强将瓜分中国。因此，“(瓜分中国的)时机到来决不会太远了，从现在开始，我国(指日本——引者)应注意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这种认识是极端重要的。”

　　尽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不断获胜，但三国干涉还辽一事还是给日本以极大打击，“日本国民作为一等国的幻想无情地破灭了。国民痛感到El本在国际政治中仍处于低下的地位。”为此德富苏峰在《时务一家言》中无可奈何地写道：“我接受了三国干涉实力之福音之洗礼也。”“我于此认识到无力的道理得以战胜有力的无道理，要实行道理首先非要具有实行的实力不可。”

　　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人的大陆观也带来极大影响。据志村寿子研究认为：

　　这个时期的大陆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大陆分割论”、“日中提携论”和“日英同盟论”。”……通过甲午战争的失败，既然中国的内情已经完全暴露于世界各国面前，瓜分盛将开始的论调甚嚣尘上。而且，当时备。福泽在《时事新报》上认为日本为维持在远东的地位，应与西方强国合作，提出了日英同盟论。另外，在政府内部，山县有朋认为由于中国的瓜分不可避免，围绕满洲问题，日俄两国早晚要发生大冲突，为此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声援，因此也主张日英同盟论。

　　另一方面，尽管主张日中提携论的人同样也惦念大陆的瓜分。但是他们主张，如果把中国当做敌人，只能对西方各国有利。为防御西方列强，还是应与中国提携合作。荒尾精于明治28年(即1895年——引者)在《对清辩妄》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民足以与谋东洋大事”。“东洋的大事惟有日中两国齐心协力经营之一途。若舍此一途，茫茫大陆将被欧美列强宰割分食，能幸免者几希矣。”还有近卫笃唐在《太阳》杂志上写道：“东洋的前途，最终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比如，一时的外交策略能产生各种变化，那也只是一时的变化。而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之下，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应认清白种人是共同的仇敌。”“各国同盟瓜分中国之时，也就是黄白两个人种竞争的结局。……日本人的命运，岂能独立于人种竞争的活剧之外乎?”这是明治33年成立东亚同文会时继承下来的主张。

　　主张日英同盟论的福泽对于这种日中提携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日中同盟能不能意味着保护东洋的利益，两国协同促进东洋的文明开化，实现富国强兵，成为对西洋各国的共同运动呢?就好比把东洋当作一个病人，接受日中两个医生的治疗。可是中国是中医，而日本是西医，使本来性质素养完全不同的两人共事。如何能达成协议呢?”“实际上只要现在的满清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真正的同盟就难以实现。这个政府的状况与我国德川政府末期差不多，已经失去了自立能力，如果仅仅保住一个外形，迟早要被风雨所袭倒。”

　　但是，甲午战争后政府的外交方针，可以仅仅归结为“慎重”一语。三国干涉以来，无所作为并被迫屈服于列强的软弱外交，遭到舆论的攻击。政府以“国力的充实”为第一课题，并极力注意避免使列强抱有“日中同盟抵御欧洲”的疑惑。

　　甲午战争结束后，一些历史学家也曾对甲午战争进行过研究，并得出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