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军旅”的吉林将军长顺在谈到清军战斗力时认为：

　　一、东三省练军不可恃。虽训练有年，仍形苶弱。军士罔思杀敌，将领多不知兵;不独不能望国初，其得力并不如汉队。奴才任吉林差久，又本隶黑龙江，是以深知其弊。

　　一、淮军、豫军不可恃。两军之名虽旧。其实曾经战阵者什不能二三，又落落然统以诸将，名归宋庆节制，恐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朝临敌，彼此观望，抑事势所不能无。

　　一、山海关防军不可恃。积玩之众：杂以新募，以为有险可扼。不知险不自险，待人而险;且乐亭近介海口，倭或仍抄袭故智，则山海关可危。

　　一、神机营亦不可恃。习气风声，大抵与东三省练军相近，以卫门户尤为寒心。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尝兴戡大难，管钥北门，旧部无多，仓猝召募，是天津之军亦不可恃。

　　谈到甲午战争结局，长顺认为：“大局不堪设想。”

　　清军腐败，战斗力低，是清军失败的直接原因。

　　三、清廷腐败、昏聩.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对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是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

　　腐败方面。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清廷便将海军军费挪作他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去了。而西太后也不顾国家安危，将海军经费消磨于园林之中。致使北洋舰队建设受到一定影响。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西太后不是忙于部署战事，而是忙于庆祝自己60大寿。有人请求停办“点景”，她怒不可遏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慈禧太后腐败，那么其他官员又是怎样的昵?。同样也十分腐败。1894年9月平壤、黄海之战后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些京官(如礼部右待郎李文田、通政使司副使顾璜、翰林院侍讲学士陆宝忠等)已“先后分遣眷属出都”，做好逃跑准备了。结果“京师携眷还乡之宦日多一日，车价至津沽至七八金，甚或十余金，甚或不可得。而土匪则于途中滋事矣。”李鸿章是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实际指挥者，他的品质如何对于甲午战争结局影响很大。但李鸿章也没能逃脱腐败习气的影响，在用人方面，常“任人为亲”，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如“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但李鸿章却任命不懂水战的丁汝昌，而李鸿章阅操“亦示宽大”，致使北洋舰队“其肯励志图功者不多”。淮军早在甲午战前20年就已腐败了，“军队中的军官，什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军官中大部分人“连喊操他们也不会”，须雇人“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李鸿章对此竟也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淮军将领贪生怕死(如刘超佩)，李鸿章对此明知故纵，同样不闻不问，置之不理。

　　昏聩方面。清官员除极少数人外，大都对世界大势、中日战局无知，这一点在他们给皇帝的奏折中反映出来。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中主张北洋舰队“更选铁甲二支，前赴日本”，“分扰对马岛等处”，“南洋派快船二三支”“分扰长崎等处”。后又主张，赳永福“由台湾直趋横滨”。御史钟德祥认为，驻蹲公使汪凤藻与“朝鲜叛贼金玉均”相勾结，并派人与金玉均共赴上海，“将徐图北归”，“以泄其不逞之乱谋”。后金玉均在上海教杀，日本以此为借口，发动侵朝侵华战争。散汪凤藻为“启衅之人”，惩汪就可“使四夷懔然”。御史杨晨主张，与英结约，“许以商利”联英“并力拒俄，则日之势自孤”。工部尚书怀塔布主张，将朝鲜巨文岛借英“十年”，“在我无足重轻，在倭、俄则顿生肘腋之患”。编修曾广钧主张，北洋“分出致远、靖远两轮为专运援兵之用”，“每船装勇千名，冒险而前，越仁川进驻牙山。敌船来攻，则尽力抵御。”并认为日本鱼雷艇，“身轻如叶，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翰林院检讨陈存懋主张，“刘永福统领旧部直捣日本”。刑部郎中陆学源主张派刘永福“进捣琉球”，“此围魏救赵之策也”。礼部侍郎志锐主张：“与其敷衍议和，不若倩人代战”;若联英拒日，“不过五六日即可转败为胜，月内军事即已定局。”四川学政瞿鸿机主张：“密饬两江、闽浙督抚臣”，“速将沿海渔船、商船全数收雇，招募渔人蓉户缩为舟师，不动声色，裹粮潜渡，一自上海人长崎;一自温州趋萨摩;一自厦门捣冲绳;”“三路并攻，相为犄角”，“而我东陲之师疾卷而复朝鲜决矣”。御史王鹏运主张，将山海关“过关一段”铁路“拆卸，将关城照旧修复”，“则倭人内犯之谋不战而戢”。编修王荣商主张，“皇上饬拨兵舰数艘¨交刘永福等统之前进”，“或由长崎人其国都，或由台湾攻其后路”，“朝鲜兵事亦必易于得手”，并将中国铁路“工程永远停止”，因为调兵运饷“本不烦铁路之征调”。编修张鸿翊认为。日本粮荒，“煤亦欠缺”，中国煤米“不准私载”出口，“其足以制其命者”。同时“厚结”英法“二国”，“假其船械以往伐日本”，并认为中国鸟枪、.抬枪远优于日本快枪，用单刀手可以“夺其大炮”。军机处官员则企图“招募”广东渔船“数十艘，悬给重赏，令其驶往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各岛，攻其不备。”前出使大臣陈明达主张：“调集南北洋兵舰迅赴日本”，“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必易见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