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军纪较差，缺乏训练。

　　在军纪方面，东北派往朝鲜的清军“吃光了”沿途农民的“存粮”，烧光了他们“所有的柴炭”，“碟子饭碗全摔了，房子也拆了”，致使沿途的“村落都荒废了”(应是卫汝贵部所为)。赴朝4大军中卫汝贵军入朝路上，“沿途骚扰，以致声名狼藉，其在韩境滋扰尤甚。”在朝鲜，卫汝贵“盛军所至，奸淫抢掠，无所不至。在义(州)因奸开枪，击毙韩民一人，致动众忿。在定州又枪毙六人，义尹电由平安道请卫总统查办。置之不复，民心大变，”“现在韩民避我军如避贼，可为寒心。”平壤之战失败后，“各军兵勇四散逃亡”，“韩民牛马、铜器、衣物掳掠一空”，兵勇之间“甚至自相抢夺”，败兵退至“九连城一带，军械洋枪马匹沿途贱卖，叶(志超)、卫(汝贵)各军门置若罔闻。败散兵勇纷纷乱窜，漫无约束”，“各营统领既不顾问，而东边道亦不设法收买、招集流亡，殊为可叹”。有的“溃卒甚悍”，到辽阳后“动辄放枪，风局官车马多被抢掠”。清军进入九连城，“各营纪律毫无，大军到处，辄凶扰恣淫乱”。旅顺清兵“屡次”外出，“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残暴凶狠之极，实为语言无法形容”。复州清兵“行军从不带粮饷，所到之处，征用民食，抓差役，奸淫妇女，居民无不痛恨其残酷”。大沽清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为了逛妓”，“发生冲突，一次二次的打架，结下了大仇恨”。并“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福建的“店主总是害怕军人们的到来，尤其是当这些军人要去与敌人殊死搏斗时，……更是如此。”这时“他们所到之处，商店老板都会将自己的货物贡献出来，”“没有任何人胆敢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财产”。“军人们的到来对当地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他们的到来使“原本平静的城镇变得鸡犬不宁”。

　　训练方面，清军不但新兵没有受过严格训练，老兵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北洋海军“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预量码数，设置游标。遵标行驶”。“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陆军演练从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实弹(为节省子弹)，只要“演走各样阵法，步伐既甚整齐：施放连环枪炮，声响亦均连贯……就可以了。而东“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居烟酒行赌沉溺往返。”保定打靶，“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垄暂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福建士兵“从没受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他们不必去学走正步”，“因为他们原本对左腿和右腿蒯念就混淆不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战争爆发后新募士兵则很少或根本不训练，即使训练，也不过是“一齐将矛举起向前一冲，口中就喊一声‘杀”’，据说“这样傲可_以耶退敌人”。徐邦道新募兵，“总未得空操过一日。”盼鼬怀字数营亦未揲过一日。”北洋舰队“各船虽有添置练勇数名’，皆仿绿营习气，临时招募，在岸只操洋枪，不满两月，添拨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距，工作号筒，丝毫不请，所以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北京“调绿营兵日，众见其人黛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即鸦片——引者)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由于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清军体质远不如日军，据日本大本营对中国77名俘虏与14218名日本士兵进行的调查比较，虽然中国士兵比日本士兵平均高6分(日兵平均高5尺4寸4分，中国士兵平均高5尺5寸)，但在体重、呼吸差、肺活量、握力等方面，清军都远不如。日军。体重方面，日兵重16贯340目(1贯等于1000目，3.75公斤，16贯340目合61.75公斤)，清军重14贯600日(合54.75公斤)，相差一贯740目(合6.525公斤);呼吸差方面，日本兵为2.32寸，中国兵为2.21寸，两者相差0.1-1寸;肺活量方面，日本兵为3631立方厘米，清军为3129立方厘米，差502立方厘米;握力方面，日本兵为41公斤米，清军为31公斤米，相差10公斤米。由于许多清军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体质差，军纪较差，所以清军没有什么战斗力。卫汝贵军队被人戏称为“不禁磕碰”的“鸭蛋兵”。支援平壤清军在大连湾“蜂拥上船，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纪律”。山西大同镇调往东北的清军，“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癣，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发噱。”牙山之战，日军炮“弹准确无误击中目标”，清军“榴弹飞来，都击不中目标”。黄海海战，清“福龙”号鱼雷艇在距日“西京丸”400米至40米处连发3颗鱼雷都没有击中。防守旅顺清军很多不会放枪放炮，即使会放枪放炮，枪弹、炮弹也多在日军头上飞过“无一命中”，又由于炮弹“多是空弹”，“落在地上也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