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武器方面，平壤清军“克虏伯的优质大炮竞锈褥大部分连炮栓都拉不开”。北京的“炮兵把一批犬斑放在街上让它陷在泥辙里没人管”。“自天津运往山海关机器斑四十尊，有弹十万枚，由火车运刭关后，堆积沙土中，阅数十日，无人收管”。礁结果“子药全行潮湿”，“较之原制炮力不及二十分之一”。驻扎金州、旅顺清军，把“炮弹的硝药都已取出，装了些锯末子和豆子”，用以打猎。

　　清军没有训练，军纪较差，不爱护武器，卫生状况也极差。大连湾清军炮台“其肮脏也令人实堪惊讶”，‘衅弼处都是破烂旧棉花枕头、使器和其他食物、衣类等纷乱狼藉”，“其臭气比民户更甚”。黄山炮台“各炮台以及本皆没有一处厕所，都在屋外一个角上大小便”。福建“士兵们很不讲卫生”，吩士兵们对求和肥皂从来都抱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肮脏而邋遢，就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的觉，早上起床后，他们既不洗脸，又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一两天后，他们所驻扎的地方就变得极其污秽肮脏。”其他各地漕军也是这样。

　　赫德在谈到清军战斗力时认为，“中国至多可得三万左右训练未精的队伍。另跟着十多万所谓‘勇’——这伙人只会抢，一旦听见枪声就要溃散的。”而日本仅在侵华战争中就投入训练有素的军队174017(含侵台日军)人。以上中外人土所记、有盼对清军存在问题虽夸张些，但确存在军纪较差、训练不佳的现象。

　　第四，许多将领腐败、对战争极端不负责任。

　　腐败方面，卫汝贵带兵几十年，“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军心”。赵怀业在日军进攻前，不是积极部署战事，而是“令人至烟台售其所存军米”，并在“大连湾码头自帮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戴宗骞平目克扣军饷，致使士兵战前哗溃。北洋“海军军官生活太都奢侈浮化，嫖赌是平常事。”保定清军，“好像那时当官长的惟一工作就是克扣士兵的血汗钱。”“甚至连兄弟们结辫用的绳子，也被克扣了去，弄到月底，往往一钱不剩。”“清朝官吏在给军队供应口粮时。往往从中榨取钱财以渔剩，他们给士兵的口粮要么数量不足，要么质量低劣。士兵们不载向管理军粮的军官反映实情，因为他们会由于暗示了政府从军人身上渔利这一点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清军军官吃士兵，士兵则老兵吃新兵。在大沽，老兵千方百计吓走新兵，将他们的“衣服用品”“卖成了钱”，“买肉来炖了吃”。

　　对战争不负责任方面(按：贪生怕死本身就是对战争的最大不负责任，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谈论这个问题)，叶志超虽为平壤诸军统帅却无抗敌决心，溃逃之际将大批枪弹物资留给日军(大小炮3s门、枪近千枝、子弹56万发、马250匹、粮食4600余石、金块42.5公斤、沙金52.5公斤、银块539.6公斤及其他大量物资)。丁汝昌在黄海海战爆发前率舰队出发时，竟将大批弹药扔在旅顺、威海卫两基地内，致使北洋舰队因弹药不足蒙受重大损失;后在弹药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赴威海前又将“定远”、“镇远”所用30.5公分大炮炮弹272发扔在旅顺，成为日军战利品。金旅之战与辽东半岛之战时，防守大连湾的赵怀业与防守营口的善联不战而逃，将大批弹药物资完整地留给日军，其中大连湾步枪620余枝、大炮129门、步枪弹33814300粒、炮弹2488271发;营口“火炮四十五门、步枪一百五十枝、火药桶五十八个……军舰一艘、小汽艇两只。”结果这些物资不但没有成为抵抗日军入侵的有用物资，反成为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战利品。

　　第五，清军年龄老化、幼化严重，受教育程度极底。据日本大本营调查，清参战普通士兵平均年龄为29岁零10个月，日普通士兵为21岁零5个月，两者相差8岁5个月。清军“参军年限最长的二十年，最短的三个月，平均三年八个月，年龄最高五十五岁，最低十六岁”。在保定，竞还有11岁的娃娃兵，只拿“恩饷”，不“操练”。日本兵最大者23岁，最小者20岁。参战将领方面，清军老化现象更加严重。在可考的清5名陆军总兵(含总兵)以上将领中，平均年龄为61.2岁，其中年龄最大的74岁(宋庆)，最小的58岁(卫汝贵)。日本方面旅团长(含旅团长)以上1暑人，平均年龄近锅.78岁，其中最大的56岁(山县有朋)，最小的44岁(长谷川好道与大岛义昌)。清将领平均比日将领大12.42岁。在教育方面，日本儿童就学率1894年为61.7%(其中男子为77.1%，女子为44.1%)，中国方面大多数(城市)甚或绝大多数(农村)还是文盲。日本侵华军队中“尽管是兵卒人夫没有一个不会写信的”。日本18位旅团长以上的军官不但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其中9位还曾留学欧洲或赴欧美考察过军事。反观中国军队，即使到了20世纪初袁世凯新建陆军(武卫右军，一种档次远比甲午战争时期清军档次要高得多的军队)“军官中不识字的”还“占多数”。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时期清军中的多数军官(海军军官除外)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应是文盲。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就是一支这样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