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甲午战前中国经济的落后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中国军队的发展与建设，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了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上面已作过一些论述，这里不再赘述)。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整体素质的差异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如在对待战争态度上，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的鼓动下“如醉了一样，全国各地连贫民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也想贡献出来，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们也捐献10钱，竞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侵华日军出发时所到之处，。到处挂满国旗，各家门口都挂着灯笼”，“时而有烟火升空，紫色、白色的烟焰腾空而起”。“‘帝国万岁’的大旗和鼓掌祝贺的民众队伍，各站大同小异。”虽“穷乡僻壤”，“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倾盆大雨在站外高唱军歌。”日本国民形成空前的参战热。反观中国，中国民众不但未能形成空前韵抗战热，很多人反成了正义战争的阻力。在保定，5营清军奉命往大沽抵抗日军，出发前一天就“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部队出发时，“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有人“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鸭绿江防之战，日军攻进九连城和岫岩，在九连城北“当地居民以箪食壶浆携迎接目军，“携来鸡和猪献给”日军;在岫岩，居民“跪拜相迎，曰：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日军打进辽东半岛，当地居民有人“请求天兵(即日兵)保护”，有人“高兴相迎”，主动帮日军“打柴挑水”，“挑负辎重”，“侦察军情”，“愿当顺民者众多”，并为日军“送来慰问品以买其欢心”。海城失陷后，当地“居民听说宋庆率大军要来海城，非常惊慌，刚蹦恢复正常的各业又为之惊动，并有人再次逃人山野”。当日军击败清军，“凯旋海城”，并贴出“告示，居民为之完全放心了”。……马克思在谈到农民局限性时，曾把农民与农民的关系比喻为土豆与土豆的关系(意即一盘散沙)，认为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今人有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归结为“小私有者的特点，决定了农民阶级的自私性;彼此间毫无联系，像一袋土豆，决定了农民阶级的散漫性;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决定了农民阶级的保守性;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决定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这四性，即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中国民众作出更深刻论述的却还是在中国生活长达近50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认为，19世纪的中国人具有“思维紊乱”(因缺乏教育)、“麻木不仁”、“蔑视外国人”、“有私无公”、“因循保守”、“知足常乐”、“缺乏同情心”、“好争斗”、“枢猜疑”、“缺少信用”、“善于吸收”(即爱占小便宜和小偷小摸之类)、“好轻信”、“怕得罪人”、“安于寄生”、“缺乏利他主义”、“愚昧无知”等特点。为此明恩溥写道：“中国人的脑海里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也“缺乏公益心”。“只要不牵扯到自己，即使天塌下来也不去管。”“中国人不仅对于那些属于‘公家’的东西不关心;而且所有的‘公家’财产(如“铺路石”、“城墙上砌的砖头”、“外国人墓地围墙的砖头”)，如果没有得到保管，或保管不得法，便会渐渐地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中国人(包括官员)自私的程度达到只要侵略者“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提供”侵略者“所要的一切东西”，“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是智慧，也不是耐性、诚实和乐观”，“他们所缺少的是独立人格和良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在中国居留的美国教授罗斯将中日两国比较后认为，“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早已丧失”，而日本人“具有好战的品性”。“日本的农民有着军人勇猛无畏的神情，而中国的军人却有着农民逆来顺受的忍耐力”，甚至军官的脸上都“毫无凶狠河刚毅”和“征服他人的欲望和表情”。一名美国人问中国士兵：“假如战斗打响了，你们应该怎么办”。士兵回答：“我们可以逃跑。”。中国，“士兵是由社会渣滓组成的”，“绝对不能体现出法律(此处应为国家)的权威和尊严”。冯玉祥接触到的中国民众“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申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满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在他们心目中，“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至于“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而在侵华日军士兵眼中，清军俘虏为日军“干活极为努力”，“完全是一副奴隶相，他们那个驯服劲实在可怜(按：为了活命)。若是日本男儿决不会有如此丑态，只要力所能及，只要还有一口气，总要平一件事。呜呼，看到这些驰服的忙忙碌碌地干话的俘虏时，”日军士兵感到“爱新觉罗氏的前途也离此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