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不善于使用近代化的武器，即使有了好的武器也无法战胜敌人，这是令人痛心的。

　　这里我们还应指出的是，清军虽然总体上拥有大量的武器和许多先进的武器，但在许多具体战场上的装备却不如日军甚至远不如日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这种落后称为清军装备的相对落后。

　　二、清军腐败、战斗力低是清军战败的直接原因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一些官兵贪生怕死、勇气不足。如直隶提督叶志超，朝鲜公州之战时连日军影子还没见到就拔腿逃跑，平壤之战当左宝贵战死战事还有可为之时竞率队逃跑，狂奔500里退回鸭绿江。刘盛休防守九连城、赵怀业防守大连湾、黄仕林防守旅顺黄金山炮台、刘超佩防守威海卫南帮炮台、戴宗蹇防守威海卫北帮炮台、善联防守营口，均不战而逃。金州之战时，福建提督程之伟率大同军支援金州，逗留复州迟迟不进，后竟率队离去。山东半岛之战爆发后，山东河防营副将阎得胜率5营清军驰援龙须岛，行至半途，竞率队向西逃去。黄海海战时，当海战进行到关键时刻，方伯谦、吴敬荣率舰而逃。而王平率左一鱼雷艇在海战中则忙于救援落水清军，“忘记”自己的任务是应主动向日舰发起进攻了。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因受海战的打击，竞率舰队困守威海卫军港不敢出战了。部分清高级将领如此，影响一些普通士兵贪生怕死。如卫汝贵部“有督臣亲军队王得胜诸员，临行(指赴朝鲜)时军皆哗噪，在律正法二人，以洋枪队押解上船”。“京师绿营兵四十八万，初奉调如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保定清军“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1894年9月7日，防守平壤清军“越三更，忽言敌至”，“竟各自施放枪炮”“彼此自攻，互相击杀”，“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鸭绿江防之战时，日军佐藤部涉水渡江，当进至距南岸600米时，清军已弃炮逃跑。虎山失守后，铭军先自“惊溃”，盛军亦“乘势哗溃”。防守海城清军同日军稍一接触便溃散了。在析木城，清军“只在短暂射击以后就立即后撤了”，“逃跑的速度实在令人吃惊”。金州保卫战打响后，赵怀业带队支援，“甫及城门，闻警复返，该队已不战而溃”。土城子之战胜利后，清军追击逃跑日军时竟出现日“军停，他们也停;”日“军进，他们就退”的现象，致使“日军得到了甚为安全的退却。”防守旅腰陆路炮台清军大“都在日兵封达之前(即攻入炮台之前)早就离开守备地点逃去，防御到最后以至于以垒为枕战死的，只有守备最西的一个垒的仅为少数的兵勇。”防守荣成湾清军只在日军进行短暂炮击后即成溃散状态。威海卫保卫战进行到最后时刻，一些士兵竞向丁汝昌“乞生路”，甚至露刃威胁。

　　在谈到清军贪生怕死状况时，一参战日军士兵曾对此作了如下描述：清军“因为勇气不足结果决不用白刃战以决雌雄，单单指望火力优势作为惟一的决战手段。所以有好机会也不冲锋，更不追击，前进时全军一条线，后退时毫无秩序”。“清兵经常在炮弹达不到的远距离开炮，虚张声势借以恫吓。”清军“怯懦”之情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由于清军怯懦、勇气不足，日军可以以“斩杀”比日军“多之四倍的”清军(事实上还要多)。结果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共消耗“步枪子弹一百二十四万一千八百发，炮弹三万四千零九十发。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约放步枪子弹八发，每门大炮约放炮弹一百发”，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贪生怕死上，一些清高级将领表现尤甚。战斗中“首先逃跑的是将军统领，其次是下级干部，留在最后的总是士兵”。

　　指出部分官兵贪生怕死，是为总结经验教训，并非否定很多将士的奋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爱国精神。

　　第二，对近代化战争知之甚少。清军对此知之甚少的程度同样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战略上，他们不懂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战术上他们不懂得如何利用地形地貌掩护自己打击敌人，更不懂得如何利用夜战、近战阻击和打击敌人以及预备队的使用，甚至对武器的使用也“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整个作战水准还停留在中世纪冷兵器作战基础之上。如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清政府与李鸿章等人不是积极备战，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致使日军得以从容不迫地进行战争准备。战争爆发后，又因6000援军不能及时到达平壤轻率地作出了北洋舰队护航的决定。整个甲午战争时期。清军很少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都是等待日军前来进攻，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威海卫之战，都是这样。而清军即使在向日军发动进攻时，又总是打着旗帜(旗帜有“10平方米大”，“挂在长10米的大竿上”)，吹着喇叭(“喇叭长达两米”)，堂堂正正地向日军发动进攻。清军进攻时“没有整然的秩序”，“他们经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射击，”“他们的队形到处都有薄弱的一线，没有预备队”。“退却的时候”，“散兵则无秩序的溃逃。”射击时“其子弹多从(日军)头上通过，达到很远的距离。他们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清军向日军进行炮轰时，又必定在自己炮列位置上“树起大旗”，恰好成为日军炮轰的目标。清军骑兵多为白马，“目标显著，对步兵的射击最为便利”。甚至清军“兵号褂补子适居中心，为倭人枪靶子，无不中。”接仗时清军不得不“将号褂反穿”。战斗中，清军“常弃山地而据守村落，就像驼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一样，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实在愚蠢。”著名历史学家马士曾经说过：平壤之战时，中国除“左宝贵表现出一点个人的勇敢，却没有一人表现出一点将才”，更不要说帅才了。马士虽然说的是平壤之战’，但事实上在整个战争中大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