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大成说，我来……是想向您报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汤营长听了立刻将手里的猜肠子扔到桌上，说，说吧。

　　付大成说，有一件事，我还一直没有来得及向营长说。

　　汤营长皱皱眉不耐烦地说，你快说吧，究竟什么事?

　　付大成似乎又迟疑了一下，然后才说，就是那个……打伤腿的年轻人。

　　哦——汤营长立刻站起身，朝付大成走过来，这年轻人怎么回事?

　　付大成说，他……确实不是普通百姓。

　　汤营长问，是什么?红军……游击队?

　　付大成摇摇头说，都不是。

　　那是什么?

　　是……是…..

　　付大成说了两个是，一时也想不出究竟应该说春良是什么。

　　他又想了一下，说，这样说吧，当初我来这一带杀猪，曾有一次碰到这个年轻人，他把我带进一个大院子，连着杀了两口猪，可后来一直没给钱。

　　汤营长立刻问，是给他自己家杀的猪?

　　付大成很肯定地说，不是，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出出进进都是人。

　　汤营长顿时来了兴趣，问，这么说……他是个苏干?

　　付大成连忙说，也不是，他不像是那个院子里的人。

　　汤营长不耐烦了，皱起眉问，那他究竟是什么人?

　　付大成说，要我看，他是帮苏区政府做事的人。

　　汤营长想了想，摇摇头说不对，如果他帮苏区政府做事，就肯定是一个苏干。这样说着又哼一声说，我早就看出他不像个普通百姓么!好，太好了!一个苏干能值六块大洋呢!

　　汤营长这样说着，端起酒碗一口气喝下去。付大成从跨院里m来时，感到自己通身是汗。

　　付大成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一件大错特错的事，这件事错得几乎要将春良的性命送掉了。春良确实曾让付大成去给乡苏雏埃政府杀过两头猪，而且也确实没有给钱。那一次是中秋节，乡苏政府准备杀两头猪给区苏政府送去，然后再由区苏政府统一送到部队去慰劳红军。但当时春良对付大成说，手头一时没钱，暂时先记在账上。付大成听了还有些不太高兴，说自己杀猪从不赊账。春良却说，苏维埃政府是不会赖账的，再说付大成经常来这一带杀猪，下次再给也是一样的。现在付大成不知怎么竟将这件事想起来。付大成原以为自己很聪明，他不说春良是红军或游击队，也不说他是苏干，只含混地说他曾帮乡苏政府做过事。他认为这样说了春良的身份就会模糊起来，汤营长就会既不认为他是普通百姓，也不认为他是乡苏干部。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汤营长一听他这样说，竞立刻就认定春良是一个苏干。付大成当然知道，如果春良被认定是苏干就会更加危险，因为苏干还不像红军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审问价值，所以只要抓到送上去立刻就会被杀掉。

　　付大成站在街上，感觉自己的手心已经攥出汗来。

　　付大成慢慢走出村外，来到溪边。付大成这些年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遇到一件不知该怎样办的事情，就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他要先让自己的头脑清醒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权衡利弊，也才能想清楚应该如何去做。但是，付太成在溪边坐了一阵，却怎么也想不出能有什么办法。春良被关在祠堂里，卫兵看管得很严，而且他的腿上还有伤，所以，如果想帮他逃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他不逃走，就只阵，没有找到踪影，回来之后恼羞成怒之下就命人将刘长庚捆起来吊到树上。直到这时，汤营长才知道了刘长庚竟然就是上竹村人，接着突然又意识到，那个游击队长叫刘儆但刘长庚却矢口否认自己有意放掉刘长年等人。刘长庚说，他跟刘长年虽然是亲叔伯兄弟，但已经多年没有来往，况且他也深知刘长年是怎么回事，就是再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将他放走。汤营长见再也问不出什么结果，原想将刘长庚杀掉，但再想一想正是用人之际，而且这时抓壮丁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就将刘长庚留下了。可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为了杀一做百，就命手下人当着全营人的面将刘长庚的两只耳朵割下来。当然，大家的心里都清楚，汤营长割刘长庚的两只耳朵其实还另有目的，按上级规定，每杀掉一个红军、游击队或苏干，可以奖励几块大洋，而去上面请赏的凭据就是耳朵，每两只耳朵算一个人。汤营长这样割掉刘长庚的两只耳朵，刚好可以去上级那里领到几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