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长江口外，有一个蚕形的海岛叫“崇明”，古称瀛州，其面积仅次于台湾和海南，是我国的第三大岛。这便是我时刻梦牵魂绕的故乡。举世震惊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出生在这个海岛中心的农村里。在17岁那年第一次乘轮船到热闹繁华的大城市上海读大学之前，我一直在这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景秀美的海岛上学习、劳动、生活。我曾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

　　我从一个幼稚无知的乡村小孩，到后来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作家，其间固然有我自己个人的努力和诸多际遇的因素，但毕竟和我儿童少年时期所受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回首往事，我深深怀念那些在遥远的年代里间接、直接将我引向文学之门的亲人、师长们……

　　一

　　小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天资聪明的孩子。读小学时，各门功课成绩平平，对“作文”尤其发怵。老师在黑板写下了作文题，我常常对着黑板默默发愣半天，不知从何写起。眼看别的同学低着头在那里写，自己心里那个急劲儿，简直甭提啦。这种状况的转变，起始于一件偶然的事情。那是大约在五年级的时候，祖父让我给在外地教书的父亲写一封家信，我憋了半天勉强写出来了，祖父看了勃然大怒，把信纸往地上一扔，说：

　　“狗屁不通，白字连篇!一个高年级小学生，连一封信也不会写!”

　　一向慈祥和善的祖父，竟然发这么大的脾气，这对我是个极大的刺激。一种自尊心促使我暗地发下誓言：一定要把作文写好!一定要学会写信!

　　不久，父亲给我寄来了一本《模范作文》和一本《新牛犊》(书信集)，我就反复认真地读这两本书，有的段落还能背诵。在作文中，有意识地模仿和套用书里我认为“漂亮”的句子和词汇。这时，我的作文渐渐地有了进步，并获得了老师的称赞。慢慢地，我对作文不怎么害怕了，甚至感到有些兴趣了。随著作文成绩的提高，再给父亲写信时，就不感到那么吃力也能够写得稍为通顺一点了，从而得到了祖父的首肯。

　　六年级时，学校要求每一个同学必备一本《四角号码词典》(因为是王云五编的，故当时称“王云五词典”)，这本词典对我帮助很大，我从中学到不少成语和词汇。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查词典的习惯，作文时不会写的字，或在阅读时每遇到生字和生词，就向这个不说话的“先生”请教，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我案头除必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外，总少不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我在写作时常常使用这两本工具书。

　　我的祖父是一个读过私塾的旧知识分子，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特别赞赏中山先生的一篇遗嘱(当时称《国父遗嘱》)，其开头两句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有一段时间，他要我每天晚上睡觉前背诵一遍这篇遗嘱，我能够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大体背得出来。祖父还让我学过一本叫《孝经》的线装书，他十分耐心地逐篇逐句地给我作解释。当时年幼的我，当然不可能很好理解孙中山先生《遗嘱》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孝经》里宣扬的封建孝道，但无论《孝经》还是《遗嘱》，它们相当精练和流畅的文字，应该说对我后来真正爱好文学乃至最终走上以文学为业的道路，是起了最初的积极影响和诱导作用。

　　二

　　我11岁小学毕业考上了本地的县立中学，在即将升入初二时家乡解放。我自觉地爱好文学是在解放之后。如今打开记忆的窗户，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的慈善可亲的形象，就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当年他们对我的谆谆教导和热情鼓励，我就不会对文学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今天也不会在文学的土地上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