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它的酝酿为时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1830—1859) 即是其中有名的一个。日本当时同中国一样，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吉田没有倡导远东被侵略国家，互相支持，为摆脱屈辱 地位而共同奋斗，却从狭隘自私的考虑出发，以邻为壑，积极 主张侵略周围的国家。他身处逆境，在狱中著《幽囚录》，说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 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桥本左内(1834—1859)也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吉田、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且是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接受他的教诲。后来伊藤为吉田讲学的松下村塾题诗，表达对吉田的敬意，诗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足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着手实现吉团等人的遗愿。1871 年6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外务大远柳原前光为副位来中国订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伊达提出凡别 国在中国享受的各项侵略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沾，遭到清政 府断然拒绝。9月，中日订立《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体现了相互平等的原则精神，但因为没有完成任务，伊达回国后被免职。第二年，柳原来华要求对《修好条规》作多处修改，被李鸿章驳回，直到1873年外务卿副岛种巨来中国，才交换了《修好条规》的批准书。由此可见，日本与中国建交一开始就怀有险恶的用心。副岛等人这次来华还负有秘密使命，柳原以上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高山族居地遭风遇害为口实，到总理衙门纠缠，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严正指出： “二岛(指台湾、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何须贵国事而烦为过问?”驳斥了琉球属日的说法，但随后又说，杀人者为“生番”， “末便穷治”，“姑且置之化外。”日本抓住答辞中很不得体的“化外”二字，否定台湾高山族居地是中国领土，并以此为根据，准备对台湾大兴问罪之师。

　　日本熊本镇台鹿儿岛驻军头目桦山资纪(后任台湾第一任 总督)少佐得知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的消息，赶到东京报告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要求攻台。日本派他和水野遵(后任台湾第 一任民政长宫)等人到大陆和台湾进行侦察，窥探虚实。1874年 4月，日本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日军三干余人，在琅峤登陆，进攻台湾。清政府集调军队准备抵抗，日本 侵台企图没有得逞。但同年10月面国订立的《北京专条》中， 清政府不但没有加以谴责，反而肯定日本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于变相承认琉球是日本属 土，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1876年，它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 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由此吉田侵略邻国的思想部分地成了现实。日本此后在朝鲜接连制造的壬午(1882)事变和甲申(1884)政变失败后，认为要夺取朝鲜，与中国迟早必出一战，于是积极从事对华作战的准备。

　　1886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准备，以便有机可乘时，突然发起攻击。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狂妄野心。它说：日本战胜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十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它还提出肢解中国的方案，企图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宝应湖、太湖，浙江省杭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但他们都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等等。这就是小川在报告书中勾划出的日本阴谋侵占、分裂中国领土的大致轮廓。当时日本羽毛未丰，实现这样庞大的侵华计划，当然力不从也，不兔成了纸上谈兵，但它确是小川向参谋本部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的方案，不是信口胡诌。后来日本夺取辽东半岛，占领台湾，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在中国各地扶植傀儡政权，在报告书里都有踪迹可寻，同吉田等人鼓吹的扩张思想不无联系，不过报告书说得更详细、具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