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东北组小组会议上，时任中央委员陈云提出“六颗重磅炸弹”：天安门事件应该予以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要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陶铸一案应移交中组部复查;应复查在“文革”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建议中央对康生进行审查。陈云强调，不解决“文革”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陈云的发言，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闸门。聂荣臻、胡耀邦、康克清、万里等人纷纷响应，接二连三地发言，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会议由此开始朝着拨乱反正的方向发展。

　　是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而这一讲话，实际上成为三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从那时开始，历届三中全会及其文件，一步步勾勒出中国改革的筋骨脉络。每次“交班”年后的三中全会及其文件，都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节点。

　　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从农村推到城市，首次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国改革的总体性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详细实施细则;十六届三中全会，主题上与十年前遥相呼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变成“完善”。而本次全会，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被赋予“决定性作用”。

　　而非“交班”年后召开的十五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则把主题紧扣“三农改革”。

　　总理亲任文件起草组长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除十三届三中全会外，历届三中全会均会推出一个纲领性的改革文件——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两字被提到了59次，为历届之最。而十四届后，这个文件的起草更具规律性。

　　文件由一个专门的起草组负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主的起草班子负责起草，最初的提纲和文本也要首先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审阅。”曾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回忆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中财办，是中国经济决策的最核心部门。一般而言，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常务副总理担任副组长。组成人员一般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国家发改委主任、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国资委主任、证监会主席、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等财经官员。

　　基本定型后，文件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得到修改意见并再次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根据意见修改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下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大单位征求意见。此后根据各方意见的修改稿，还要再次经过常委会的审议修改，才能最终提交大会审议。

　　1994年的那次，起草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据王梦奎回忆的人员名单，组长是温家宝(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没有列入这个名单而参加起草工作的，还有外贸部的年轻人张松涛，是李岚清同志推荐的。”

　　参加了那次起草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说，地方领导参加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1994年是第一次。此后，地方官员就常常参加。

　　从新华社披露的历次文件起草纪实看，对起草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起草组组长的级别日益提高。例如，第一次任组长时，温家宝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他已是国务院总理，依然再次担任起草组组长。

　　从十四届开始，全会文件的起草，还会专门召开一些专业人士的座谈会，征求意见。当年10月中旬，先后召开了三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党内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