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书不能做到完美无缺，有的人就说：“说话没有可挑剔的语言，下笔没有可挑剔的文字。文章必定华丽而且美好，语言必定合理而且巧妙。说的话听起来顺耳，讲的事想起来有味，眼睛看了文章，手就抓着不放。所以，雄辩的言论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没有不传抄的。现在新著的书(指《论衡》既然在讲道理，批评世俗就是不合情理，又不是特别美好的作品，读者不舒服。师旷奏乐，曲调没有不忧雅的;狄牙烹调，菜肴没有味道不佳的。通达的人著的书，文中没有缺点。《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都悬挂在市门上，观看的人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字提出非议。现在(你这本《论衡》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又多又长，还是要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和诋毁。”答道：果树的养料养了果实就养不了花，人的精力放在修养操行上就不注意修饰辞令。茂盛的草丛中有许多花瓣，密林中有许多干枯的树枝。写文章要公开表白自己的主张，怎么能使文章不遭受别人的谴责和诋毁呢?扑灭火灾和拯救落水者的时候，姿势不能都那么优美，辩论是非的时候，语言也不能都那么巧妙。到沼泽地追逐乌龟，顾不上调整自己的步伐;在深渊里捕捉蛟龙的时候，没有时间考虑用哪一只手去捉 。语言简陋，意思深刻;语言华丽，思想肤浅。千锺稻谷，糖皮占了一大半;占钱一亿，穿破钱孔的要超一万。最高级的宴席也有不可口的菜肴，最好的宝玉也一定有污点，重要的典籍也必定有缺点，优秀的工匠也必定有不熟练的技术。这样的话，雄辩的言论也一定有不周密的方面，通达的文章也还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一字千金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人家，文如粪土是由于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鸿烈》和《吕氏春秋》之所以不受指责，是因为它们出自富贵之家。由于官大，才能把书悬挂在市上，由于家富，才有千金可以作为赏钱。观看的人怀着畏惧的心情，即使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合的内容，也怎么敢指责其中一个字呢?

　　王充写成书，有的人就将它与古代对照，认为与前人不相类似。有的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又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又平铺直叙;说你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是实际琐碎的事，充满乱七八糟的内容，与儒经比较不相应，与传书相比也不符合，考查司马迁的书也不相称，与扬雄的文章也格格不入。文章不与前人相似，怎么能说是优秀的，称为巧妙的呢?”答道：修饰容貌勉强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修改自己的语言力求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真情。许多小孩，不是同一的父母;不同家庭所生的孩子，不一定相似;自各有不同的禀受，也都有各自的长处。如果文章必须有与前人相雷同的才能称为好的，这就象代替木匠砍伐不伤手的人才能称为技艺高明。文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有的修改辞语使文章巧妙，有的辩论真假来确定事实真相。一定要想法一样，用词照旧，那么五帝也没有不同的事迹，三王也没有不同的业绩。美女不是一样的面孔，看起来都是漂亮的。美妙的音乐不是一样的声音，听起来都是悦耳的。各种酒有不同的气味，饮了都会醉人。各种谷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会饱。说文章应当与前人一样，那也就是说舜的眉毛也应当象尧那样有八种采色，禹的眼睛也应当像舜那样有重瞳。

　　王充的书，分量重。有的说：“文章提倡简短而思想合理，语言崇尚约省而意思明确，雄辩的人说话扼要明确，文人的辞句短小精悍。现在你所写的新书(指《论衡》)超过万言，繁琐而不省略，那么，读的人读不完。又有许多篇，那么，传诵的人领会不了。你蒙受浮澡的人的名声，就是由于文章写得太多就不好。语言简约容易说，文章多了就很难恰当。玉少石多，多的就不算珍贵，龙少鱼多，少的本来就神奇。”答道：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言论不感到太多，华而不实的文章不感到太少。有社会效益的，一百篇也没有害处;没有社会效益的，一章也没有好处。如果都是有效益的，那就是多的为上等，少的为下等。积累千金，跟百金相比，究竟谁富呢?文多的胜过少的，财富多的超过贫穷的。世人没有一卷，我有一百篇，别人留不下一个字，我留有一万言，究竟哪一个是贤者呢?如今不说我的议论不对而笼统地说太多，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而说我的作品不被他们领会。这正是我的书不能写得太简略的原因。房屋多，所占的土地就不能太少。户数和人口多，户口簿也不能少。如今失实的事那么多，华而不实的言论也多，指明真实，判定是非，辩论的话怎么能简短呢?韩非的书，只有一条宗旨没有别的，却写了几十篇，文章有数万言。身体高大，衣服不能太狭小;事情多，文章也不能少。事多，文章内容丰富，就像水大鱼多。皇帝居住的首都粮食多。国都的集市人多拥挤。我的书虽然文章分量重，但讨论的问题上百种。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所作的书都有一百多篇。我的书才出一百篇，却说太多，这是因为作者地位卑贱，读书的人不能不斥责。黄河水澎湃，跟许多河流相比，哪一个更大呢?蚕茧又重又厚，称一下出丝的重量，与轻薄的蚕茧相比，究竟哪一种多呢?

　　【评析】

　　王充《论衡》一书，采取了自设宾主、反复辩难的形式，《自纪》也不例外。大抵历来能言善辩之士，都喜欢而且善用这种形式，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之类皆是。所以章学诚就说：“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王充之《论衡》，则效法诸难之文而为之……”(《文史通义·匡谬》)不过拿《自纪》与上述诸难之文比较，则知王充的运用此体，又自有他的特色在。

　　在《论衡·自纪》中，王充表现出了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唐刘知已曾有言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史通·自叙篇》)如此之言，王充在《自纪》也曾有过。他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把批判现实之虚妄，求得道理之衡，作为他撰写《论衡》的宗旨。然其违俗，必遭人毁。但其永抱一贯之宗旨，因此在反驳他人为难时，表现出其勇士气概。他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陈辞高亢，斩钉截铁。在文学上，他反对因袭之风，对文贵独创一点从理论上作了出色的论证。他说：“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又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这就是说，不同的作者必然写出不同的风格，而千姿百态的风格正可以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需要。所以文章之类，贵在独创，不务雷同;模拟因袭，则无益于美，有害于真。其论理之充分，观点之鲜明，对后世造成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