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上海市民、国内媒体及无数网民锲而不舍地质疑，发生于10月14日的“钓鱼”事件终于真相大白，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公布的否认存在“钓鱼”执法的谎言被事实无情揭穿。

　　昨日上午，浦东新区政府召开新闻通气会，承认“10·20”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决定依法终结孙中界案并做好善后工作。浦东新区政府还就误导公众及舆论作出公开道歉。

　　与此同时，针对“10·14”事件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市政府做出“坚决禁止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之承诺，并将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行政问责。

　　“10·14”事件令上海很受伤，弄得市、区两级政府极为被动，但事件最终还原了真相，体现了有错就改的精神，值得肯定。

　　采取“钓鱼”方式实施交管执法在上海由来已久，在各地也长期存在。这既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之重大缺陷，亦受公共交通供给矛盾长期未能化解之连累。

　　公交服务供给不足，轨道交通与公交车接驳常常缺乏“最后一公里”，公交线路疏、班次少、城郊接合部公交服务盲点多是黑车运营猖獗的直接原因，打击黑车固定证据难则直接诱发“钓鱼”式执法。

　　各地方政府利用行政许可手段“寻租”，高价出售的士准运证，的哥“份子钱”过重，导致出租车市场长期发育不良，难以承担公交服务供给不足的辅助供给职能，也是诱发黑车屡禁难绝且越打越多的直接诱因。这中间既涉及公交服务之需求刚性又涉及黑车违法经营成本极低，客观上诱惑更多的社会司机以开黑车作饭碗。

　　我相信，“钓鱼”式执法并不符合绝大多数执法者之心愿，他(她)们也是普通人，也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基本的人性并未泯灭。“钓鱼”式执法之所以愈演愈烈，背后受“执法经济”驱使，根子在于“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在行政编制、执法经费甚至于执法队员正常工资奖金缺乏财政渠道刚性保障的困境下，公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执法堕落为“创收”几乎难以避免。而利用公权力“创收”就如同吸毒一样可怕，一旦沾染上就极易上瘾。

　　鉴于社会处于“转型与发展”时期，公交服务短缺而到处急需花钱，文明执法与公权力传统行使习惯及手段之冲突，自我执法监督流于形式及“第三方监督”长期缺席，扩大行政编制及预算面临强大社会压力及政府自身支付能力限制等现实困惑，以及不适应舆论监督、害怕监督，遇到丑事、难事首先想到“捂、赖、藏、封、辩”之传统应对民意手段，都导致政府很难不做错事。但面对言论空间开放，行政执法对象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所显示的巨大舆论能量，政府回应舆论质疑的方式方法必须与时俱进。

　　“宝马彩票”、“周老虎”、“躲猫猫”、“武汉经适房”的深刻教训，和“钓鱼”执法否定之否定，都使政府公信力一次次受到重创。在政府公信力一次次得到“修复”过程中，政府执政能力尤其是应对舆论的能力也在社会质疑声中逐步得到提升，本次“上海谎言”的收获之一也在于此。

　　“钓鱼”事件是权力尊重权利样本

　　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的处理虽然一波三折，仍然值得称道

　　浦东新区政府当众认错，闵行区政府撤销此前不当的行政处罚，上海市政府要求“坚决取消”、“立即纠错”、“高度透明”——26日上午，当“断指司机”孙中界为了这个“清白”的终于归还而当众落泪时，一个多月来，一直为“钓鱼式执法”而关注、质疑、义愤的公众，也终于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

　　孙中界等来清白，花了12天。这12天，很漫长——因为每一日，对这个先是被执法部门施放“倒钩”给予处罚、后自断手指也没能讨个说法的人来说，简直度日如年。

　　但人们不会忘记，当年“虎照”事件，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己那点“脸面”，竟然迟至8个月之后，才公开回应，承认有假。而此次上海的处理，从10月14日事发，到20日浦东相关部门草率作出“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结论招致更多公众质疑后，上海立即组建多方人士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展开独立调查，并迅速将结果公之于众。无论是回应的层级、速度，还是后期调查的方式、对调查结果的态度，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错必纠”的政府，看到了一个“敢于负责”的上海。

　　这起公共事件，有理由成为一个政府行为与公民权益的互动样本。

　　这样本，是关于执法者与管理者在今天究竟该如何推动程序公正与人性执法的管理思路。为了达到某种管理成效，过去，我们常常忽视成本、手段甚至是对社会心理的伤害。事实上，类似“钓鱼式执法”，不独上海有，也不独交通执法部门有，它既是长期以来某些部门与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所致，也暴露出贫瘠的民本思想。“钓鱼式执法”事件，再次让我们悚然惊觉了这一管理思路的巨大祸害。

　　这样本，是政府在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不会不知道，公开承认执法问题，对相关执法作出种种限制，向来取证难的“黑车”打击问题可能再度陷于困境，但仍然在轻重权衡中，选择了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这份勇气与担当，值得赞许，也应该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这样本，更是政府与公众如何在良性互动中共同进步的又一案例。当“以人为本”成为这个社会最响亮的主流价值观，当公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如何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执政技术，更是一种执政理念。在经历并积极参与了“虎照案”、“西丰事件”、“跨省追捕发帖者”、“彭水诗案”等公共事件后，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日益高涨，方式也更为成熟;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开回应也越来越迅速坦诚，并开始懂得把舆论监督作为推进解决城市老大难问题的契机——在上海决心对“钓鱼式执法”斩草除根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正在广纳民意，寻求对非法营运现象更有效、更文明、更依法的解决之道。

　　勇于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者，才会有光明的前景。人如此，城市亦如此，民族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