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劲松表示，他的要求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就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栽赃陷害执法一事在上海媒体，河南媒体，及中央媒体向孙中界先生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孙中界先生名誉。由于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栽赃陷害，使得孙中界先生遭受巨大精神创伤，为证清白，孙中界不惜断指以证清白。我方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及其它赔偿。此外，由于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违法行政非法扣留孙中界先生车辆，我方要求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扣留车辆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钓鱼两当事人心情平静

　　“对个案的处理这个结论我是认可的，但是他们避开了‘钓鱼式执法’的称呼，用了个‘不正当的手段’，到底是怎么个不正当，我认为他们应该勇敢的承认。”郝劲松说。

　　孙中界对记者表示，他目前的心情很平静，从之前新华视点发布了有利于他的调查结论，有“倒钓”的嫌疑，他就有现在这样的心里预期了，他非常感谢全国舆论对他的支持。

　　而“闵行倒钓案”的当事人张晖(化名张军)对记者表示，作为个案，他很高兴，不过他希望所以的钓鱼执法案都能得到公正处理。“我认为法律应该公正，政府应该有公信，执法人员不用乱使用手里的公权力，破坏社会的和谐。”张晖说，“我不知道国家赔偿怎么申请，我就希望他们能向我道个歉。”

　　应成立“钓鱼执法”专案组

　　不过，郝劲松认为，孙中界被栽赃陷害仅仅揭露了冰山一角，据保守估计在上海每年被“钓鱼式执法”所栽赃陷害的车辆有数千辆。自上海钓鱼执法被媒体揭露后，郝劲松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大量车主的来信和电话，反映自己被钓鱼执法的情况，目前郝劲松及助手正在做这方面的统计和调查工作。郝劲松认为：数量众多的“钓钩人”与上海各区交通执法大队的成员相互勾结，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栽赃陷害大量车主，骗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已涉嫌有组织犯罪，上海市警方应当在18个区县立即成立“钓鱼执法”专案组，迅速立案，对众多“钓钩”，钓头及背后唆使的交通执法队员实施布控抓捕，及时破获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严重不稳定因素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郝劲松说，现有的打击黑车手段，治标不治本，一方面在城乡结合部存在大量出租车市场需求空缺，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却不允许个体户从事正规出租车运营，市场需求导致个体私车成为黑车运营。要想真正消除黑车，只有对现存的出租车制度进行改革，降低出租车准入制度的门槛，允许个体户从事出租车运营，运用市场调节的杠杆，可从根本上消除黑车。

　　相关评论

　　砍掉引诱“钓鱼执法”的指挥棒

　　最近围绕上海钓鱼执法的新闻很密集，先有两起事涉“钓鱼执法”的行政诉讼在进行，接着有媒体调查该市闵行区用钓鱼执法查非法营运的利益链条，并披露：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两年内罚没款达5千余万。10月14日发生在上海浦东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因当事人90后小伙自断手指以示清白而再度引起了各界关注和争议。17日，上海市政府首度正式就此回应称，要求迅速查明事实，及时公布于众。(《广州日报》10月18日)

　　“钓鱼执法”的存在表明某些执法者为了“执法工作的可持续性”打起了合法运行者的歪主意，用参与制造违法事实的方式，从“源头上”控制并解决执法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以确保执法工作的“成效显着性”，达到既从“数字上”整治了万恶的黑车，又从“经济上”使执法者收益颇丰的双重目的。这将行政执法庸俗化为一种“生意”，使执法权蜕变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据报道，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照此计算平均一辆车罚款1万元。所有的秘密就在执法者的罚款权中，执法者会为了将罚款据为己有而罚款，也会为了获得行政考核的“优良”而罚款——钓鱼执法就是这样的产物。“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从何而来?以何为据?“成效”如何?建议上海市政府应该顺着这根藤，查查引诱“钓鱼执法”的这根指挥棒。

　　各级政府为了遏制行政罚款权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最主要的做法是执行收支两条线，其核心目的是要让罚款行为还原成为纯粹的执法行为，不被异化为部门利益的提款机。据媒体报道，在上海闵行区，“钓钩”(引诱合法运营者上钩的人)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倘事实如此，不禁要问这些钱从哪儿来?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怎可能有这样一笔财政拨款?如果采取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手法的话，说明罚没款的监管和使用上有漏洞，从而使“钓鱼执法”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有些评论认为，钓鱼执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意指此举与公安机关侦查中的“特勤”、“卧底”好有一比。此论差矣!如果我们认同“钓鱼执法”，就是认同了行政执法者可以不择手段地执法，必然使行政执法成为一场权力扰民闹剧，百姓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进退失据，公权机关无法正确引导百姓，法律形同虚设。

　　就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而言，其目的在于整治黑车。这是件老大难问题，难在哪儿?不外乎因为三种情况：第一、整治黑车爱搞运动，忽紧忽松，形不成重拳出击之势;第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将整治黑车与当地的市政建设统筹考虑，使孕育黑车的市场始终生机勃勃;第三、执法者与黑车经营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公权保护不法行为以获得不菲权力租金。

　　不解决黑车整治问题，谁能保证哪一天不会出现打着整治旗号祸害百姓的新玩法?当然，如果上海市能通过彻查“钓鱼执法”事件，拔出萝卜带出泥，把黑车整治问题的病根也找到，就更好了。

　　“钓鱼执法”事件处理不能止于道歉

　　遇到丑事、难事首先想到“捂、赖、藏、封、辩”之传统应对民意手段，导致政府很难不做错事。但面对言论空间开放，行政执法对象维权意识普遍增强，政府回应舆论质疑的方式方法必须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