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城市里的人们比农村更晚地感受到医疗体制的变化，然而这种冲击仍然是剧烈的。假如你在老国企工作，这种感觉更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原先庞大的劳保支出，成了单位领导们需要重点削减的对象。你开始意识到：不会再有免费的午餐。更不幸的是，随着企业的破产改制，更多的国有企业员工失业、失去医保。从90年代开始，医保的覆盖率在城市开始大幅下降，1993年是53。73%、1998年是42。09%。

　　一方面是医疗保障减少，另一方面，看病费用开始越来越贵，看病越来越不方便。

　　从1985年的“医改元年”开始，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给政策、不给钱”的改革，促使医院自负盈亏。1992年，经历低潮的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加速，“医疗市场化”同时提速。但真正医疗市场化需要的竞争和保险监督机制却一直缺席，卫生部门也是医院的直接上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民营医院迟迟进不了社保，对营利性医院征收高额税收，这都使得社会力量不敢进入医疗行业与之竞争。更重要的是，医疗关系天然具有信息不对称性，西方在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均衡博弈机制，而中国目前没有人来为患者的经济利益守门，这让很多人一进医院，就觉得成了待宰的羔羊。

　　结语

　　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究竟是医疗服务的价格便宜更重要呢，还是精湛的技术水平更重要?这个问题也许也涉及到我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医疗体制的评价。根据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人在不生病的时候宁愿医疗水平落后一点，只要便宜，生病的时候宁愿价格贵一点，只要医疗技术更好。

　　医疗体制也许是作为一项永远的缺陷而存在的，没有一个国家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总体上来看各国都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医院、药厂)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第二是购买方(病人)得到更多补助，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各国的政府支出在全民医疗总费用中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既不放开医疗市场的竞争，又舍不得为老百姓的治疗买单，那么不管是宣称要“逐步取消药品加成”也好，要“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也好，都是舍本逐末，老百姓仍然只能买点抗生素回家，自己的病自己看。

　　中国人看病最不贵”是混帐话还是事实?

　　从“红包有理论”到“医生弱势论”，看惯了医生群体为自身利益辩护的新闻，可辩护归辩护，但大多都承认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确实让国人不堪重负，中国人看病确实偏贵――可如今竟有人连这都不承认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走遍全世界，中国看病最不贵”。

　　他认为看病贵感觉主要源于价值观问题，看个感冒花100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喝次茶花上百、换个汽车零件要几千却没人觉得贵。(2月19日《新快报》)

　　拿“看病”类比“换汽车零件”，将“修”人与修汽车比，这个比较确实很新奇，但却非常蹩脚，纯粹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一方面，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也学着曾委员做个类比，农民“修”地球日晒雨淋那么辛苦，一年才几百上千元收入，怎么不与农民比呢?航天器修一次需要耗费成百上千万元，又怎么比得了?这世上很多价值是不可通约、无法比较的。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人喝茶花上百、换汽车零件要几千不嫌贵，可那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的消费，而生病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与那些奢侈品不一样，医疗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重病了不看病就会失去生命。既然是必需品，人们对价格的感觉当然会非常敏感，所以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这些公共必需品的低价，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评价一个国家民众的医疗负担重不重，看病贵不贵，不应漫无边际、胡搅蛮缠地拿修人与修车比，而应该拿医疗消费的增长与工资增长比，拿平均门诊费用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看人均医疗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这才是理性的参照物，也是国际通用的比较框架。实际上，中国当下“看病难看病贵”的公共认知和社会感觉，并不是想当然的感觉和观念问题，而正是源于公众对这些客观数据的理性比较。保全性命和重视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需求，这方面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但生命最珍贵，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治病的成本和代价。

　　曾其毅说，看个感冒花一百多元钱就觉得贵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的不尊重――这显然也属奇谈怪论，怎么能以花钱多少来评判尊重与否?生命是无价的，医疗技术的最高尊荣正体现在治病救人上，医者放弃了对这种职业尊荣的追求，以金钱度量技艺尊严，见钱才动手术刀，这才是对生命和医疗技术最大的不尊重。请问，患者看个感冒愿花多少钱，才显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医生的技术?正像虚荣的女人喜欢以丈夫所送钻戒的大小，来衡量爱的程度一样，这是一种变相的绑架。

　　曾其毅还提到，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这也是在故意混淆概念。中国医院的门诊确实不算高，但门诊费只占人们医疗支出的很少一部分，医院并非靠门诊赚钱，而更多是靠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和卖药赚钱，公众常说的“看病贵”正在于此。请问，如今有几家医院和几个医生是靠那7元的诊金赢利?而且，曾其毅只比较了中外的门诊差距，而没有比较中国人与外国人巨大的收入差距，也没比较国内巨大的收入差距。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曾其毅委员的身份――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一个既有医疗体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群体利益立场上自然不会嫌看病贵，越贵对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长以其领导身份，看病肯定是用不着自己花钱的，一个看病从不掏自己腰包的人，当然不会切身感觉到中国的看病贵。又想起卫生部某高官曾经披露过的一个数据：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许多地方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持有三级医院的干部医疗卡，不但打针吃药，连住院吃饭都用不着自己掏钱，每年还可以享受携带家属的“疗养”，有专门的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着这么多的医疗费用，享受着这么周到的医疗服务，当然感觉“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了!

　　中国人看病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