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使必须要同驻在国外交部打交道，但我同越南外交部来往却很少。越南外交部按其惯例，由外交部部长出面宴请外国新上任的大使，出席主持宴请我的却不是他们的部长，而是排位较低的副部长，这就有点出了格，加之他谈话较少，显得宴会是一个形式。我当时心中很不满意，但也不得不说一些我来谋求友好与和平的话，我不能表现自己没有适当的修养，但也不能低声下气乞求善意。

　　我必须去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但也出现过一两次双方协商解决的事件。一次是我国军用飞机在试飞中迷航误人越境坠失，越南开始大为紧张，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或者越境侦察。我接到国内指示立即向越方说明飞机是因迷航误入，希望谅解。并建议双方派人前往出事地调查。越方正有事于南方，准备进攻柬埔寨，不愿扩大此事件，即同意派出人员会同我馆武官处一同前去调查，结果证实是迷航误人，两名遇难的我国空军人员尸体，经验检后将遗体送交我国派人领回。还有一次是无故扣留我渔民案件，当时在两国海上交界的渔船常常发生纠纷甚至殴斗。这次却是我渔船误人越领海，经交涉后放还。可见在某些问题上，只要双方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摆事实还是能和平解决的。但也只是这两件，其他方面两国交涉是愈谈愈恶化。比如两国铁路接轨处，历来是由中国铁路局在该处管理员负责修理，现在突然越方说那里是它的领土，中国领土在该处约二十米外，竟然拒绝中国铁路局人员前去管理或修理，甚至出动武装人员殴打中国铁路员工。从而使该段铁路不通。对此案件我们就交涉不通，酿成双方铁路人员在那里争执与斗殴不停。我们也知道越南这样做有它反对中国，准备与中国闹翻的企图，不是我们大使馆与它的外交部所能解决的。

　　李先念指示要应付“非常局势”

　　我去河内前，曾受到当时主管外事的副总理李先念的指示，要使馆短小精干、做好党和国家的耳目。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主管越南工作，要我作应付非常局势的准备。

　　我已感觉到中越间有发生大事的可能，我不是去开展关系而是去应付事变。我去河内后，即同使馆内各部门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当时经历了一年多的维护华侨与撤侨斗争、撤退专家、撤销总领事馆与领事馆、边界斗争的交涉等重大事件，使馆人员都感到愤慨与悲观，不知中越关系将走到何处，使馆的任务将是什么。我了解了情况，向全体馆员(虽然撤退人员，使馆尚有88人)讲述国际形势、中越关系及我们的对策，说明今年将是中越关系大转变的一年，也是使馆工作大转变的一年，中央要求我们短小精干，应付非常形势，团结一致，当好耳目。

　　使馆的任务就是要在转变形势下存在下去，执行中央的方针，先从精简着手。馆内各部门人员减少，撤销一些部门(如领事部民航处)，决定女同志全部回国，休假的及应休的先走，使馆只留下34人，但内部警卫仍要加强。然后烧毁一些可毁的文件，清查武器及仓库，专家走后他们的大批货物、用品及汽车留下的，进行清理后，不用的尽快送回国。对留下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越南只有5000万人口，战争几十年，现仍有正规军150万，并继续征兵。它南侵柬、北反华，在中越边境由原来的2个师现在增加到9个师，对柬准备13个师。同苏联缔结友好军事同盟条约后，除了经济援助外，主要是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地对地新式导弹，米格23飞机(当时苏联最新式战斗轰炸机)，苏军事专家超过六千人。他们认识到中国是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反对越南吞并印度支那的，所以除对中国实行包围外，更准备以武力攻击。越南的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了亚洲和东南亚各国极度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