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的说，梅尧臣也好，魏泰也好，对于范仲淹的诬蔑和泼粪举动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范仲淹两岁时，时任徐州当地驻军司令秘书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村民，范仲淹也改叫朱说(悦)，长大后有出息了才换回自己的姓名，在范仲淹贫穷时，是一个叫做范仲尹的中层官员接济了他，此后范被皇帝仁宗赏识而平步青云，直到当上宰相，在入仕的过程中，范仲淹不乏结交一些对他有用和有过帮助的人，谁还没有几个智囊呢?于是这件事就成为了政敌们攻击的口实，比如当时的著名人物王安石就曾经批评过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当然范仲淹绝不是一个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的官场老油条，相反他雄才大略，一心想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上疏仁宗的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国家弊政，也拉开了庆历改革的序幕。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我注意到，范仲淹对吏制改革可谓苦心孤诣，他提出“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和“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这就自上而下杜绝了一些依靠举荐和沽名钓誉之人攀升仕途的希望，触犯了象梅尧臣这样来路不名又非常难堪的人和王安石这样以退为进的人，难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而古代文人货与帝王家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而梅尧臣一生科举无望，直到50岁时才被皇帝赐了个同进士，这种难言之隐，绝非一洗了之那样简单，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简单而特殊的原因，而招致了北宋时的大才子梅尧臣萌发了对名臣范仲淹的嫉妒羡慕恨，而不惜矫作《碧云瑕》一书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历史的真实有时让人意想不到，或许本来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