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事出有因?果然，《碧云瑕》一书流传在世面上时，宋人王(钅至)就曾经为梅尧臣和范仲淹打抱不平过，王认为此书是当时无良读书人魏泰伪作，这个叫做魏泰的读书人，从小喜欢斗勇逞强，曾经在考试时因对考官不满，拳脚相向，差点把监考的老师给打死，按照大宋律法，此人终身不得被录用。但这个人喜欢博览群书，很是有些小聪明，善于用歪点子故而“邪才横溢”，尤喜欢伪托当时名人作书(此人和当今借名人作伪书的三流作家们行径如出一辙)，曾经假借武人张师正之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等，所以王(钅至)认为《碧云瑕》一书为魏泰伪作，魏泰以个人的喜怒而诬蔑陷害前贤，假名梅尧臣，毁及范仲淹，因此天下人皆不服也。王(钅至)还认为，当时的范仲淹与欧阳修以及梅尧臣(梅是欧阳修推荐给仁宗的)同为朝廷效力，政见虽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交往，然梅尧臣之后，其子孙再无做官者，似乎是因为与范仲淹政见不同而导致梅的泄私愤，所以魏泰借假梅尧臣而欺世盗名也。

　　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受到了宋徽宗时代的文人邵博质疑，邵博在他那本后世流传甚广的《邵氏闻见录》中说，王(钅至)的出发点是好的，假如此书真是魏泰所作，那么范公可以免受不白之冤，而梅尧臣也可以不失为君子。但是因为梅尧臣很早就认识范仲淹和欧阳修以及文彦博等人，并且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相上下，唯独梅一直没有发迹，不能排除他没有怨恨之意，我这里有诗为证，梅在范仲淹死后所写的那首《闻范公讣诗》中写道：“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邵氏接着写道：“夫为郡而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佞，岂所以论范仲淹?尧臣之意真有所不足邪!”，邵氏言之凿凿此《碧云瑕》一书就是梅尧臣所作。

　　孰是孰非?到底当时是谁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泼粪?后世史学家有过定论，认为魏泰是北宋诬蔑小说的代表者，《碧云瑕》一书应该确认为魏泰假借梅尧臣之名伪作。但笔者总认为这个结论下的有些仓促，也不足以理服人，而王(钅至)所言亦为孤证。当然邵博也是一家之言，运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也并非完全让人信服。然在后世稽录的野史书目和古代小说目录中，《碧云瑕》的作者梅尧臣赫然在列，这就说明梅魏作者之争，“版权”归属在史学界仍然有着较大分歧。

　　看似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了。笔者倒是倾向于《碧云瑕》一书极有可能就是梅尧臣所作，不能因为魏泰一次、两次、三次作伪书，就定性第四次一定就是此人借假梅之手而作《碧云瑕》。假如早就有人考据无误的做出准确定性，那么此后元、明、清所录该书就应该还梅尧臣清白，而标注上魏泰之名，可是恰恰相反，没有哪位编者为梅尧臣做出平反的举动。其次，梅尧臣虽与当时名宿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兴趣相投，但政见却完全不同，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欧阳公和梅氏是保守派，政敌之间的相互攻讦司空见惯，依欧阳修个性做不出来，但梅尧臣未必就不会做。再者梅的经历很有可能让他对范仲淹相当不满，范时为执政，却不能在政治上提携梅，直到范被贬黜，欧阳修才将其举荐给皇帝，而此时梅已经五十岁了，这个年纪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心中这份懊恼和不满早就已经郁积已久了，再看看两人后代间的差距，范的几个儿子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最有名的儿子范纯仁后来做到了宰相的职位，而梅的后代却不能靠其荫佑，再无出头之日，这就是邵博所说的原因之一。还有，从范仲淹死后梅的表现来看，梅尧臣对范仲淹是不太恭维的，内心里也是不大认可的。还有一个文人间的潜规则作祟的原因，记得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那段公允而有名的评价，“古怪的模范官僚”，梅尧臣不是吗?虽然他在任地方官时对当地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文人相轻的毛病绵延中国历史几千年，未必就不会出现在“古怪”的官僚梅尧臣身上。当然这是老蔡俺的一家之言，尚需要史料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