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没有“贫穷”的概念。不过家里条件一定不好，否则 ，父亲就不会常常在傍晚时分，扛着他那副破旧的鱼网，去附近的湖区撒网捕鱼，以贴补家用。
　　父亲扛着鱼网进屋时，长长的竹竿不是碰到门，就是碰到墙，睡梦中的我总是在这样的声响中被惊醒。随后，灯亮了。昏黄的灯光下，父亲映在墙上的身影，一会儿小，一会儿大，和闻声而起的母亲嘀咕了几句，草草洗漱一番便上床睡觉，不到一分钟鼾声响起。母亲则独自一人在灯下收拾着——尽管父母把动作放得很轻，不用睁眼，我依然可以从那些熟悉的不同声响中，准确地判断出父母的各种动作，丝毫不差。
　　父亲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捕鱼方式，自然收获无多，有几回是扛着湿淋淋的空鱼网回来的，家里却经常弥漫着一股子鱼腥味儿。但母亲将他辛苦大半夜的“战利品”换成薄薄几张大小不一的钞票后，必定会买些好吃的带回家来。这是我们四个孩子最高兴的时刻。我们嘴里不停地嚼着吃食，没忘往母亲嘴里也塞上一些儿。母亲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口便不肯再吃，坐在一旁纳鞋底，一边笑盈盈地看着我们，那一副满足样儿，仿佛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母亲平日也忙，找了份卸沙子的临时工做，纯粹的体力活儿，挣钱不多，而且不定时，什么时候来了车皮就得出工。我有一次去母亲的工作地点玩耍时，直到下午四点多才等来了车皮。在树荫下乘凉的母亲来不及穿上鞋，拿起卸沙工具，和许多像母亲一样的临时工们，潮水般地涌向目的地。个头矮小的母亲赤脚踩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土路上时，居然冲在最前面。我当时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像兔子赛跑似的，唯恐落在人后，后来才知道是僧多粥少的缘故，抢到了车皮才有活干，有活干才有钱拿。
　　由于母亲工作的不确定性，到了暑假，卖鱼就成了两个姐姐的事情。
　　我很喜欢赖在姐姐们屁股后面去菜市场卖鱼，因为可以“蹭”到两个油圈的早点——五分钱一个，形状和油条不同，味道却差不多，不过更酥软些罢了。这样的早点我已经多年不吃了，但那时真觉得香，直香到记忆深处。
　　另一个好处就是我学会了认秤。母亲常开玩笑，说吃多了鱼子就不认得秤。我不相信，我爱吃鱼子，可也很会认秤。在菜市场，经常有顾客在别处买了鱼，又踅到我们这方来过一遍秤，指着秤杆上的星点儿问我斤两。我便一一认真地说了，那些人听得直点头，不停地夸我聪明，夸得我一团高兴，却不明白为什么旁边的鱼贩子直朝我翻白眼。
　　其实姐姐们卖鱼是卖不了多少钱的。有一次我们姐妹仨儿拎着一网兜拇指大的小鱼，走到半路被人拦了下来，说要买回去喂猫吃，硬是只给了六角钱。等我们欢天喜地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愣了一下没吭声，父亲说：傻丫头，又被人骗了！母亲立刻反驳道：谁说的！我的丫头能干着呢！说罢便抽出三角钱让我们去买早点吃。
　　我第一次独自去菜市场卖鱼是个下午。父亲前一天网到了一条大草鱼，足有三斤重，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可不知为什么，一个上午居然没卖出去。大草鱼早已翻了黑眼珠，大张着嘴，可怜巴巴地躺在水泥台子上。两个姐姐泄了气，吃完午饭谁也不肯再去。我看到母亲为难的样子，便自告奋勇拎着篮子去了菜市场。临出门母亲特意交待了一句：鱼放得太久了，记住：两块钱就卖了啊！
　　我的临时摊位就在一位熟识的卖卤肉的阿姨旁边。这阿姨和我家住在一片，一直卖猪头肉，据说挣了不少钱。当她听说大草鱼只卖两块钱时，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如果真是两块钱，那这鱼阿姨就要了啊！到时候可别反悔喽！
　　阿姨紧紧地盯着我，无心再向过往顾客招徕生意，好像只要我一点头，她随时就会把鱼拎走。看到阿姨那副急迫的样子，我的心忽然“别”的一跳，张嘴来了句：是两块钱一斤，但四块钱一条也可以卖的。
　　阿姨很爽快地数出四张一元的钞票递给我。我紧紧攥着钱一路小跑回家，沾沾自喜地往正准备上工的母亲手里一塞。看着母亲瞪大的双眼，我得意洋洋地说起卖鱼的经过，却发现母亲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母亲放下手里的工具，拿着钱匆匆出了门。我没有等来母亲像往常一样的夸奖。
　　我一阵委屈，无精打采地耷拉下了脑袋。晚饭时，母亲见我怏怏不乐，特意往我的饭碗里夹了一筷子菜，用一种欢快的声调说：小玲真能干，眨巴眼儿功夫就把鱼卖了！下回还让你去！不过，鱼该卖多少就是多少，多了我们不要，好不好？母亲说这话时的神情和语气像根一样长在了我九岁的记忆中。
　　多年以后，家人无意中聊到了这段往事。让我始料未及的是，除去当时年幼的弟弟，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父亲述说起夜晚撒网捞鱼的种种轶闻，母亲则“揭发”我们卖鱼屡次上当受骗的情形，我感觉到空气中涌动着浓浓的温情，散发出无尽的芬芳和魅力，忽然就有了一种感动。
　　其实这种温情很早以前就存在了。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感谢那段卖鱼的经历。今天，面对着并不算富足的生活，我依然相信这世上有比物质更珍贵的东西，它永远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