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有必要重新思索歌者的使命。我师大的学长谢有顺（年轻的批评家）说过，“当一切形式实验都进行过之后，要想重新敞开作家的内心，或许故事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故事”，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字眼，所以高晓松在湖南卫视的一档大学生乐队比赛节目中给乐队们以如此忠告：歌曲的白描往往有更大的震撼力。所以张楚的一首《姐姐》曾让多少人愤怒、无助、绝望，至尔潸然泪下后依然饱含温情。我们听校园民谣，总会想起梧桐树下的月光里，是谁曾轻轻经过我的窗台，音乐这时候在那些白衣飘飘的年代里便成了一部音乐历史，写满了成长的痕迹。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校园民谣了。随着更多音乐元素的渗透，像美声，像歌剧，像朋克，像摇滚，像R&B，可能现当下特定的生存环境已经与那些纯粹的音乐相去甚远，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这是一个需要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来决定人生的年代。我没有听过这些孩子们的音乐，也不大愿意以最坏的心来揣度他们，音乐在我看来是不可亵渎的神圣，我记得有一位音乐评论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嗓子是一种文化，而并非仅仅是天赋的一个生理器官”，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种视死如归的悲壮，因为音乐已经被有些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但是只要有人愿意用他们偿鲜的方式对音乐进行不带功利性的拯救，我相信，我们的音乐将会是有希望的音乐，就像鲁迅说的，“这路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恬不知耻地妄想这个世界可以简单一点，简单地生，简单地死，简单地经过。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了，那一定是上帝，拖着黯淡的背影，饱受音乐的毒害。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凤凰涅磐。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看到一个沧桑的身影偎缩在黑色的钢琴边上，从喉咙挤出血液梁红了黑白琴键的时候，让我们在一起欢呼雀跃，高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