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20班　　范燕

我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小县城，不像现在的孩子——要啥有啥，童年的记忆告诉我的只有一个字：穷！家里孩子本就不少，上面有一个哥，一个姐，下面有一个弟，母亲为了贴补家用，我又多了一个妹妹——母亲的“奶闺女”。

话又说回来了，那时我们家也不算太拮据，至少四个孩子中三个都上着学，谁没上？当然是我姐了，为啥？她是女的呗！但我是个不爱读书的家伙，没等小学毕业，我就吵着退学，父母当然不答应，但由于我的坚持，他们也无可奈何，我“成功”地退了学。之后，我便成了家里的新增劳力，可以赶着驴车为家里干点农活儿，心里美滋滋的。那年，我只有12岁。

不久，我便意识到当年的年少无知毁了自己的前途。

多亏了我哥！哥哥不像我，人家不仅读完了高中，还上了一所县办农业大学，成了县内少有的大学生，后来又自学建筑工程学，当了一名建筑师，他让我给他打打下手，我欣然答应了。在一个不太冷的冬天，我们去了朔州，领着二十多个工人，承包了一项大工程。那年，我未满20岁。

大约过了一年，我们的工程完工了，我和我哥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至于具体是多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们回家时一人买了一台“长虹”21吋彩色电视机，要知道，那时县里人买彩电的是屈指可数的呀！也就在这一年，我成家了。娶了一位离城不远的村里姑娘，长相可算得上百里挑一。我想：苦尽甘来了！那年，我整20岁。

没过一年，儿子便出生了。我用自己的积蓄，再加上父亲的资助买了一辆“东风”牌大汽车，从外地拉些焦炭、矿石、煤等回来卖，不到一年，便捞回了本钱，后来当然是纯收入了。不久，女儿也出生了，小日子越过越红火。那年，我还不到25岁。

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的确，起码我是这样的。

开始，是下歌厅。就在我的腰包越来越鼓时，我遇到了几个儿时的玩伴，他们听就我富了，便来投奔。这样我们又成了铁哥们儿，像儿时一样形影不离。一天，他们告诉我要带我去个好地方。跟着他们，我来到了那个后来让我夜不归宿的灯红洒绿、莺歌燕舞的“好地方”。那年，我30岁。

接着，便是吸“白粉”。一开始是好奇，接着是身不由己，最后是不能相离。

最初接触白粉，还得“归功”于我的那帮好哥们儿。一天，我牙有点疼，他们几个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咱几个不能眼看着二爷受苦吧？”“对啊！而且得想个速效治疗法。”“我倒有个偏方！”说着，一个平日里跟我最要好的朋友从口袋拿出一张看来是早已备好的条形锡纸，左手捏住一端，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捋了几下，接着把一些白色粉末撒在上面，最后用打火机在下面烤，上面便是“白烟袅袅”，我看后不知所措，另一人便喊：“示范一下！”我便照他的样子吸了几口，神了！真神了！比仙丹还灵，牙一下子就不疼了，而且浑身舒服，飘飘欲仙啊！这次是白送，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了即使是我瘾犯得满地打滚，他们都坚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

我也曾想过戒毒，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白粉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而最伤心的是我哥，我每次被抓到局里，都是我哥托熟人花高价把我保出来，这种钱他花了不止一万元，而我没还过他那怕一分钱。去年腊月，我骑了他崭新的“麦科特”，为了私利，再也没给他骑回来。母亲哭着骂我：“畜牲，连你哥也害！……”哥却什么也没说，但从那以后，我哥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

正月的一天，我出走了，这一走真不知归期是何日。

这次出去，我开始贩卖白粉。但很快，局里人便听到了风声了，不久，我又起进去了，听说，这次要判刑，五年以上吧！而且不准保。我完了，彻底完了！一天，看守员给我扔进一双鞋来，冷冷地说：“这是你哥托人带来的。”“对了，还有100元，想吃什么就吱声！”“哥，又是我哥？！”久未湿润的眼睛此刻却泪如泉涌！……

我只想说一句：我不配做人，判我死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