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日寇扫荡，年景荒乱，学校停了。我有一个大同学，也是“松竹梅岁寒三友”中的一个好友——刘占德，在这年参军走了。我也想参军去！

　　在敌人扫荡的空隙里，我们私塾学屋东邻一村中心的大屋里，有了一所抗日小学。他们动员我去上，我不敢去。他们说，不去，罚桌子、毛巾。我便躲。遇上老师学生去村外作游戏，我像兔子躲老鹰似的连忙溜。秋末，有一天，奶奶领着我去苗凤林家学屋取书，我从阳沟里看见小学的学生们在院子里嬉戏打闹，靠洞处有几个人在抱着自己的一只腿打拐。我吓得连气也不敢喘。

　　敌人在河南岸一个村庄安了据点，家乡一带成了边缘区，环境有了一段暂时的安静。另有一种私塾招生，一年5元大洋，我又去那里上学。

　　开学那天，老师很和蔼，穿着新棉袍，烧上香，和同学们一起磕头。大概敬的孔、孟两位老夫子。老师是个中医，教学结合行医。他年迈体弱，小解总倚着柱子老半天，好喝配茶，学生每天总有不少时间为他忙活烧水。老师行医外出时间也多，在这里上学觉得自由得多，有点半解放了。可以尽情打闹，可以拿老师当资料说笑，可以在他孙子亲自带动与指点下偷药匣里的山楂、肉桂、甘草吃……还可以耍大刀。学屋门后有一把生铁铸的大刀，一百多斤重，老师说是古人练武用的。古人能像京剧演员耍花枪那样耍。同学们得空就扛扛试试。

　　大概也是因为生活中枯燥无味的东西太多，同学们对那些乱骂老师的歌谣，暗中唱得十分带劲：“人之初，性本善，麦子煎饼卷鸡蛋，不给吃，俺不念……”“人之初，狗上屋，扒驴草，喂师傅，师傅吃得饱饱的，教得徒弟好好的……”实际上大家对老师也没有什么恶感，唱这些作贱者师的歌谣，不受良心的责备，无非觉得有趣罢了。

　　《孟子》粗读了以后，就不往前读了，什么《诗》、《书》、《易》、《春秋》、《礼记》这些私塾学校的高级读物，一律不再理它。回过头来读杂书，读了一批五言、七言韵文“杂字本”和《国语》、《国文》等新书。老师的糊涂，也算是开明，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由也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上私塾读四书五经，我读了不到二书，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大学》、《中庸》凑乎过去的，不算读，五经一经未读。写毛笔字，我偷工减料，字没写好。学生写仿，老师见写得好的字，高兴了，画两圈，我为了让老师多画圈，今天写仿，又将昨天写的衬到底下，写等于描。瞒老师瞒了自己。害得我一生毛笔字写不好。

　　第二年的下半年，村里有了正式的抗日小学，我们都转到抗日小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