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爱心基金”会成员之一余小桂早早地出现在北京西路邮局的“汇兑台”前。他给将初中毕业的妹妹寄出80元钱，并随寄了一封恳切的信：“亲爱的小妹：上大学前我也和你一样，面对贫困的家境，没有勇气继续读书，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自信的人，我相信自己不仅要念完大学，而且要念硕士、博士……这一切全是因为爱心基金活动……你要坚持过好中考关，不要目光短浅，被眼前的困难吓倒。80元钱解决不了大困难，但它对你说明一个事实：有爱，我们就能战胜困难，顺利成长。”

　　余小桂得到一笔“爱心基金”30元钱，他用它从学校家教服务中心取得一个家教资格，成为鼓楼区一个家庭的课外教师，他家教的学生的家长听说了“爱心基金”的故事，当场承包了余小桂四年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算是对余小桂的报酬和对爱心基金活动的一次响应。余小桂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困难，还略有节余。于是，他又把一片爱和希望寄给了临近中考的妹妹。

　　“爱心基金”引发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它像一石，击起了无限爱的涟俯，从一个班，扩散到了一个系，扩散到全校，甚至全社会……

　　1993年10月底，师大科技实业集团的各公司以及《语文之友》编辑部、学校各部门负责人碰头，并取得一致意见：各尽所能，捐献一笔款，投入爱心基金，使此项活动推广到全校，让全校困难学生得到帮助。

　　几天后，师大党委副书记吕炳寿将第一批扶贫奖金发放到42位特困生手中。天气渐寒，一位正担心无棉衣过冬的化学系新生赶紧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冬衣。他说学校不是送钱，是送温暖。吕副书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校有不少生活困难的学生，学校的资助往往杯水车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爱心基金的设立，让更多的贫困生感到了温暖，这是学生一般募捐活动和寻常勤工俭学活动在境界上的一种升华。”同学们也体谅学校的困难，一位研究生每月从自己有限的助学金中扣出20元，捐给“爱心基金”，几位男生将做家教和星期天卖书的收入全部转入“爱心基金”。

　　12月份，江苏省委高校工委向全省70所高校转发情况简报指出：南师大学生开展的“爱心基金”活动感人之深，给我们颇多启迪。它不仅为解决特困生的问题走出了一条新路，而且把勤工助学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希望各高校都来做好特困生的工作，使“爱心基金”活动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燃遍全省高校。

　　“爱心基金”活动引起巨大反响，《新华日报》《南京日报》《扬子晚报》和省市电视台、电台纷纷报道。许多读者和听众与新闻单位和南师大联系，要求参与到爱的行动中来。一位老工人寄上20元钱，附言“工薪阶层，聊表心意”;女作家王心丽打电话到南师大，表示将把自己义卖作品的稿酬捐给“爱心基金”;来南京访问的美籍华人陈王月波女士听到“爱心基金”活动的消息后，专程赶到南师大看望创立“爱心基金”的同学们，捐助500元人民币，并表示：“由于马上要去新加坡，身上的钱已不多，只能先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明年来大陆，我将捐献一万元，以后每年如此……是同学们的爱心感染了我。”这位著名抗日将军的遗孀从此成为“爱心基金会”的荣誉成员。著名香港爱国实业家、省高校“朱敬文奖学金”设奖人朱敬文先生之子朱恩馀及其夫人陈宁元女士访问南京师大时，一次性拿出5千元献给“爱心基金”……

　　不是创造，却是愁爱结衷肠

　　“爱心基金”震荡了全社会，这决不是偶然，更不是因为“爱心基金”活动有着创造性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