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文录、庆长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