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0月，福泽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东洋的波兰》一文，文章提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野心勃勃地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至此，福泽“文明论”的真面目终于曝光：当自己是弱者时，呼吁“真理”;一旦强大时则提倡“压迫”。这种弱肉强食的亚洲观，最终形成了其“脱亚入欧”的思想。1885年，福泽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

　　“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福泽的主张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认同，在此后的100多年间，几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脱亚入欧”作为基本国策。

　　亲自参与侵朝，影响日本百年

　　福泽不仅是“脱亚入欧”理论的提出者，而且还是积极的实践者，他不仅积极参与了1884年日本入侵朝鲜的行动，还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大力鼓吹向中国开战。当时，年近花甲的福泽不分昼夜地执笔撰文，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大造舆论。他先是宣扬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事关日本前途命运，必须取胜，接着又肆无忌惮地煽动日军抢掠中国财富，称日军“目中之所及，皆为战利品。务要刮尽北京城中金银财宝，无论是官是民”。他甚至还劝说天皇御驾亲征。

　　日军赢得甲午战争后，福泽认为，唤醒民众的第一大使命业已完成，脱亚称霸东方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使命。于是，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条恶毒的建议，要求清朝割让旅顺、威海卫、盛京省、山东省和台湾等领土。直到他去世前夕的1900年，还建议日本政府应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大举侵占中国领土。

　　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福泽的确有伟大之处，但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偏见、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这种普遍存在的歧视，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因此，二战后，台湾人民视他为“最可憎恨的民族敌人”，朝鲜人民把他看作是“破坏朝鲜近代化的民族敌人”，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