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中国、日本和远东国际形势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中国来说，这次战争的失败，一方面造成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沉沦，面临严重的亡国危险，另一方面为中国人民敲起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甲午战前，中国封建官僚和士大夫，昧于世界形势，沉湎于醉生梦死之中，虚骄自大，盲目乐观，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说什么“楼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幢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英法等国也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把中国看作英俄之间在远东的缓冲力量，甚至一度提议缔结英中联盟。法国外交部长在中法战争后曾把中国视为亚洲的四强(中法英俄)之一。甲午战争暴露了请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帝国主义立即凶相毕露，轻蔑地称中国为“远东病夫”，叫嚣要将瓜分这个病夫的遗产提上日程.一个被称为“中国通”的英国人必麒麟叫嚷：“它(指中国)一定象土耳其(即所谓的‘近东病夫’)一样地每况愈下”，断言“中国非崩溃不可，我们所作的只是接受无可避免的事实”。他投书伦敦《每日新闻》，鼓吹与俄法达成协议，“商定各国接管的范围”，说什么“英国应索取从华南珠江到华北山东省南部之间的全部地区”，然后，再鼓动法俄，“各取你们的一份”。德国首相毕鲁1898年在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有人提出要瓜分中国。这种瓜分无论如何将不由我们来促其实现。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准备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决不空手而返。”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报告沙皇：俄国有无可争辩的权利，从庞大的中华帝国遗产里，分得最大部分的猎物?。中国当时面临的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是甲午战争对中国的直接影响的一个方面。

　　当塌天的亡国大祸即将临头的时刻，在漫漫长夜里闪烁出一道耀眼的，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曙光，这就是战后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在中国的出现。不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他们关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火热地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活动，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甲午战争前夕，他曾向李鸿章上书，建议改良政治、发展生产;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檀香山后，他于同年n月，联络当地华侨中的爱国人士，成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揭出列强鲸吞瓜分中国的危险，大声疾呼要“振兴中华”。第二年2月，他回到香港组织兴中会总会。在总会章程上，明确提出“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由此坚定地走卜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为中国的独立和强大，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孙中山思想转折性的变化和兴中会的成立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里，维新变法很快由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发展成为政治变革的实际行动。战前中国虽已产生改良主义思想，但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力量。马关条约的订立立即在国内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全国在北京应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割地、主张迁都抗战，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次上书中出了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此后各地设学校，立学会、办报馆，象雨后春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迅猛开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资产阶级求新求变的思想与顽固保守的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论战，他们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资产阶改良派从甲午到戊戌变法几年中对中国历史的积极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其次，甲午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极大地助长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为它的最后崩溃播下了墓因。

　　日本一举击败中国，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局部控制了朝鲜，一跃而为亚洲的强国，挤进了帝国主义的行列。日本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列强自此对它另眼看待。英国立意同它订立同盟，视为平等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