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革就要与所有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为敌。除非不要改革要革命，否则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就是一个例子，康有为上来就先砸公务员们饭碗的行为和“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的狠话，把维新派几乎搞成了朝廷公敌。然而，改革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既得利益者中立，甚至作为盟友，但不可能指望他们成为改革的依靠和中坚力量，毕竟，希望人们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不现实的。改革需要依靠的是那些不受既得利益干扰，真正能够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改革的成败、国家民族的兴衰捆绑在一起的新生力量。

　　拨开120年的重重历史迷雾，跳出定远和镇远究竟有几颗爆破弹的技术争拗，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人来搞改革，可能才是甲午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