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可虑，也更为可怕。

　　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发的亡国之险爆发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底线与凭依，其危机已然发端。远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到了五四运动，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终于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能客观地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本身同样需要反思，笔者以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处，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态度。

　　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　一文交代了这种态度产生的源起。文章说：“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欲求汉字革命的初衷，是认为汉字的书写认记之难影响了国民普及教育的推广。在这种想当然的线性逻辑关系中，汉字只是一种纯粹的书写工具，仿佛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并无什么本质的关联。傅斯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得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

　　这种过犹不及、失去理性思考的认知随着救亡图存时代的来临，因变革图强之心而变得更为偏激。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里甚至把汉字比喻成结核病菌，他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一大批那个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因为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因素裹挟着种种情绪化的认知，他们所推崇的“废灭汉字”运动曾一度引发了汉字危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理性的声音，闻一多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就在　《论振兴国学》　一文中明确主张：“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这是强调一国之文字与一国之文化有着血脉上的本质关联，甚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凭依与根本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及，汉字的危机依然存在。既然要“废灭汉字”，就要找一种文字来替代汉字，1920年代赵元任提出国语罗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还有钱玄同主张的直接借用世界语，其本质都是想用字母文字来取代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汉字危机再一次爆发。有许多学者提出，汉字不适应计算机录入技术的发展。彼时，应当改革方块汉字为字母文字的呼声又起。但这种观点充其量只是一种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汉字即便只从成熟的甲骨文算起，也已经有了三千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过数十年，如果要讲适应的话，也应该是计算机技术来适应汉字，而非汉字来适应计算机。果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录入如今已经完全不成问题。

　　当下，汉字正在经历百年来的第四次危机，即由汉字手笔书写向汉字键盘或语音录入的巨变所引发的母语情感的淡化。媒体一般将这种危机轻描淡写地归纳为“提笔忘字”，事实上“提笔忘字”只是现象的例举式描述，远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母语情感是一种最难改变的情感。汉语的母语情感有别于其它语言，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独特的汉字。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汉字才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四大远古文明中只有华夏文明没有断裂并延续至今，其根本的支撑就在于汉字，而华夏文明在发展中始终能做到多民族共存，关键所在，也是汉字。这样独一无二的汉字，这样依赖于书写获得母语情感的汉字，如今渐渐远离了笔尖与纸端，使得“提笔忘字”已成普遍的现象，长此以往，大众的母语情感必将淡化，国民的母语素质必将弱化，这才是百年来最大的汉字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