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二十多年，学者高全喜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的诗化写作的旧文，以“浮士德精神：在上帝与魔鬼之间”为题结集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独自叩问》、《画与真》——两本剖析中国当代美术的评论集。

　　对于新书的出版，在发布会现场，高全喜自承“纠结”：“这样一种所谓诗化的写作，这样一种浪漫的、文艺的精神追求，包含着很大的风险和弊端，我经常说它是一种美丽的罂粟花。”高全喜忧心地提出，中国当今的思想中，诗化写作仍然“非常强劲”，贯穿到了政治、历史、法律、社会等诸多领域。

　　从个人学术生涯的角度来看，高全喜认为自己值得庆幸。1997年前后，他开始反思诗化写作，从头开始，慢慢沉潜到政治、经济、法律领域，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过，如今这些旧文再次出版，围坐起来的学者们又谈论起歌德和浮士德精神，谈论起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令人顿生穿越之感，却又一一坐实于当下时代。不得不说，这正是现实的吊诡之处。

　　“我想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思考。”在发布会上，高全喜说。旧作成新书，出版自己多有批判的诗化写作的作品，他强调是为了呈现与分享，以引起“足够的警醒”。

　　【名片】

　　高全喜

　　学者，生于1962年10月，有文学、哲学、法学专业背景。由于身染沉疴而游思于艺术，后来沉湎于基督神学，于1998年重新进入学术领域。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介绍】

　　《浮士德精神：在上帝与魔鬼之间》是学者高全喜的旧作结集，对浮士德精神既有肯定，亦有反思，是真正深入探讨浮士德精神的佳作。书中还收录“荣耀与灵明”、“智慧与愚拙”两篇文稿，从西方宗教与东方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入手，考察中西文化的不同内蕴，剖析了人的精神世界，读之颇有现实启迪。

　　“诗化写作”越界危害大

　　新京报：新书中，你写荣耀与灵明，使我想到刘小枫先生提出的“拯救与逍遥”，后一对价值取向在书中也有所涉及，二者都是从西方宗教与老庄思想出发。这种诗化写作，受了刘小枫的影响吗?

　　高全喜：这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刘小枫提出的“拯救与逍遥”对我影响不大。

　　对于诗化写作，首先，我觉得，人的心灵是丰富的，人诗化地看待自我和世界，自有人性基础。这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他在水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却不知道那就是他本人，居然爱慕不已，结果一下子栽倒在水里，死后变成了水仙花。也就是说，人性中有一种自我构造幻象的本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人没有这种诗化能力，这个世界会索然无味。

　　我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我成不了基督徒，也不是要追求宗教神学方面的学问，但对超现实的东西有自己的心灵需求，这样一来，我便关注宗教，用力在诗化写作上。简单来说，我认为在文化领域，诗化写作能提升人的精神，所谓“诗意地栖居”，同时要认识到它的虚幻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把这一套纳入政治、经济、法律领域，这是要命的错误。

　　新京报：在新书发布会现场，你也说诗化写作是美丽的罂粟花。你怎么面对?

　　高全喜：对。你看刘小枫、张旭东等学者，他们“越界”了，把诗化哲学提升到方法论、基本理念的高度，来处理当下中国的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法律问题甚至经济转型时期的问题，危害大。比如，他们反对国家工具论，而认为国家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有机体，人不过是这个有机体的边边角角，会很容易把这个有机体理想化、审美化。

　　我个人对诗化写作开始反省，是在1997年前后，我身体基本痊愈，对人的自由越来越关注，更重要的是，我致力于诗化写作，感到它有自己的边界，到后来越发觉得仅仅在这方面努力“不够”。我也不愿意像刘小枫、汪晖那样，用这一套直接去解决别的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我先做切割，既然要展开另外的课题，就要从头开始学习，慢慢进入法理学领域，朝自由主义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