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初期，议会军处于弱势。1644年7月马斯顿荒原大捷之后，战争出现了转折。在这场战役中担任议会军总指挥的，便是此后主导了英国政坛的奥利弗·克伦威尔。1645年6月14日，议会军在纳斯比附近大败王军，在内战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1646年6月，查理一世向苏格兰军队投降，内战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苏格兰军队于1647年1月将查理一世移交给英国议会，议会便开始着手与国王展开议和谈判。议会提出《纽卡斯尔建议》，要求将长老教立为国教，并希望能控制陆海军的指挥权。虽然查理并不准备接受议会的这一建议，但当时的军队却对这些谈判疑虑重重。因为如果将长老教设为国教，就意味着对反对实行宗教划一的独立教派的排挤与镇压，而“独立派”又恰恰构成了军队的主体。

　　6月，军队把国王控制起来，关在军中，并于8月进驻伦敦，驱逐了11名议会领袖，直接登上英国政治舞台，扮演起主要角色来了。查理一世于当年11月出逃。第二年7月，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帮助国王复位，内战于是再次爆发。

　　战争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苏格兰军队被打退，王党叛乱也被扑灭。英国军队回师伦敦之后，出于对议会与国王勾结的报复，普莱得上校于1648年12月6日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议会，驱逐了大约140名长老派议员。此后，议会中只剩下90名左右的议员了，并且全都是所谓的“独立派”，史称“残缺议会”。不久之后，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以叛国罪处死。

　　历史启示

　　此后，英国又经历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统治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1688年的“光荣革命”便是当年的政治精英们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行动驱逐了当时在位的国王詹姆士二世，迎来了信奉新教、政治上也更为开明的威廉和玛丽。

　　但在此之前却也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一场“流血”的革命，即英国内战。一旦暴力机器开动起来，便自有它的逻辑——武力革命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而这一结局却并不有助于人们实现当初维护“自由权利”的革命理想。于是人们看到，革命是以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但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自身的权利，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的军事强力集团。革命以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最终却不得不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历史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甚至在很多方面今不如昔，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和悲哀。

　　即便是以保守谨慎著称的英国人，也同样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历史错误。但他们却记取了历史的教训，从而得以避免再次重复同样的错误。为了阻挡专制的趋势，英国人曾拿起武器，捍卫他们“自古就有的自由”;而到了1688年，同样是为了“捍卫自由”，则是七位贵族领袖在密室谋划，邀请一位外国君主前来干预。这使得英国人远离了历史恶性循环的可怕漩涡。

　　英国17世纪的这段历史亦值得后世统治者们镜鉴。世界近现代化的趋势就是一个民权崛起、特权消退的过程，自由和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当人民面对专制暴政的时候，即便是使用武力来捍卫自由，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事实上，自《大宪章》以来英国人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捍卫基本的自由权利本就是革命的合法性之所在，革命的最终目标便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不仅没有主动开启应有的变革，甚至在应该做出退让的时候仍不肯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暴力革命。可以说，正是查理一世的一意孤行，才终于把整个英格兰民族逼上了造反的道路，也最终导致了其人头落地的个人悲剧。正如著名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变革的方式不只革命一种，只有当其他道路都被堵死的时候，革命才成为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