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她第一次从四川回家，临离开家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回来是三个人。她自作主张很快结了婚，并很快有了第一个小孩。母亲不愿意她这么早结婚，但她开始懂得了家里生活的艰难。自己去了四川，大弟弟去了北大荒，小弟弟一直没工作，两个妹妹正在上学，自己是家中的老大，应该为家里担起担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儿结婚，省下点儿钱帮助家里。

　　她回到家里，父亲见到她，想打招呼又不敢。她知道父亲是在犹豫，几年过去了，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她走了过去，轻轻叫了一声：“爸爸。”没想到父亲那样激动，手足无措，立刻从她怀里抱过小孩，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兴奋。

　　那一刻，她的眼前浮动的却是她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那情景几年来一直顽固地定格在她头脑里，而父亲竟这样轻易地就原谅了她。她差点没掉下眼泪。她这才明白马克思说的——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其实，这个上帝只是自己的父母。

　　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父亲似乎有预感似的，给她来了一封信，说家里的石榴树每年都开花，今年却有一枝枯萎了，担心她别是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她的情况后，要她一定把孩子送回家里来。是父亲和母亲把一个小猫似的孩子养大的。

　　就在她送孩子回家的这一年，叔叔弄清楚当年被抄家的缘由，扬言要揍她。还是父亲拦住了叔叔，用苍老瘦弱的身子挡住了她的身体，说：“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你要打就打我吧!”

　　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跪下

　　想起这一切，自己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便总在眼前晃动，像刀子剜心般疼痛。她希望有一天能够面对父亲做一次认真的忏悔。可是，见不着面的时候，忙于自己的工作，好不容易见了面，话到嘴边总又有些不好意思。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想起要调回北京，要和父亲团圆，好好照顾越发苍老的父亲。此后她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艰难的调动上。

　　终于，全家都调回了北京。她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家对于她是如此重要。“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她几乎一路没合眼地赶回北京。

　　开头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房子，只好先租了间农民的房子，钱因此变得紧缺。

　　有一次，她和弟弟正说起这事，让父亲听见了，走进屋来问她：“你缺多少钱?”

　　她只好告诉父亲缺1000元钱。

　　父亲说：“你月底来拿钱。”

　　到日子了，父亲把自己积攒下的钱取出来交给了她。

　　这让她更加羞愧，她不知该如何回报父亲。她能够做到的是不管路多远，下班后时间多紧，她都要往父亲那儿跑，使劲给父亲买东西，买父亲最爱吃的，为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父亲洗脚是父亲也是她最高兴的事。父亲的岁数大了，行动不便，能有女儿尤其是她蹲下来为自己洗脚，让老人充满感慨。蹲在洗脚盆前，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她在心里一次次说，以后吧，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一定好好向父亲忏悔。

　　时间就这样流逝，她哪里想到竟然一下子没有了机会。父亲突然间病倒，她赶到医院时，只见昏迷中的父亲苍老的脸。她摸着父亲那枯瘦如柴的手和脚，无限的悔恨涌上心头。

　　她对我说：“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跪下。”

　　她还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我那瞬间的爆发是自己潜在的人格和人性的暴露，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