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清党”洗礼，肖洛霍夫表现出了高度自觉的党性。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词句：“脱离了苏联，一个作家是无法想像的。我是苏联的儿子，苏联政府对我的关怀，我不能不称之为慈母对儿子的关怀。”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获得了巨大成功，啄木鸟异化为百灵鸟。这一成功也体现在肖洛霍夫身上——一个有着高度自觉党性的布尔什维克诞生了，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作家消失了。

　　说到党性，不应该忽略肖洛霍夫的另一面。

　　围绕着《静静的顿河》主人公葛利高里，最终是不是应该成为共产党员的问题，在苏联文坛出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葛利高里是十分复杂的人物。他一会儿投奔红军，一会儿又反叛红军成为白军。肖洛霍夫有意识地描绘了葛利高里身上这种极易转变为反革命叛乱的那种自发的革命性。

　　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笔下塑造的葛利高里这个人物很不满意。肖洛霍夫的长女米哈伊罗夫娜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次，斯大林向肖洛霍夫问到葛利高里的命运：“他什么时候会成为布尔什维克?”

　　肖洛霍夫回答：“我很想劝说葛利高里，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想入党。”

　　许多好心的文友开始为肖洛霍夫辩解，他们说，肖洛霍夫准备让葛利高里入党。在前面几章中允许他迷路，现在要给予他觉醒的机会。他们要求共产党员肖洛霍夫介绍葛利高里入党。这是主流意识的一致呼声。

　　肖洛霍夫在苏共十三大的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作家哪怕在细小的地方说了假话，他就会失去读者的信任。这就是说，读者会想：‘他在大的方面也会撒谎’。”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的肖洛霍夫固守了艺术的底线。

　　如果当年肖洛霍夫真的按照领袖指示，改动了《静静的顿河》，世界文学史上还有这部经典名著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肖洛霍夫心如明镜，在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他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