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习仲勋看到自己的妻子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齐心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习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陕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

　　齐心自己心里也最清楚，习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习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习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

　　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中默默思忖，就问：“爸爸，你怎么啦？”

　　小儿子□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

　　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当时，齐心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齐心对习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齐心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习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公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曾对齐心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

　　为此，习仲勋上书毛泽东主席要求到农村去。毛泽东主席让□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

　　1965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习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齐心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习仲勋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自己心爱的丈夫送行。

　　谁曾想到，从此一别就是8年。

　　1969年1月3日深夜，西北大学的红卫兵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突然闯进习仲勋的宿舍，强行把他带走。1月4日，习仲勋被关入西北大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当时，习仲勋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性格。同时他还上书毛泽东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在“文革”中习仲勋深得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习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使他终生难忘。

　　这时，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习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

　　1967年4月5日，习仲勋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

　　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在习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齐心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齐心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久。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齐心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全家人都坚强地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