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二连带头，机关干部在后，冲杀声震耳欲聋，冲到山下，血染红了山坡，尸体遍地。同志门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死也比做俘虏强，直到弹药打绝。

　　我执行王少奇部长的命令，背着刘少久同志的爱人刘文芳同志，冲到山底下一片庄稼地坝坎上中了敌人的机枪。刘文芳同志胸部中弹死在我身上，我右手右腿中了三弹。当时还有点知觉，就是没力气动。鬼子兵走到我跟前哇哇乱叫，向我腿上刺了一刀，我就失去知觉了。直至夜间一两点钟左右，听到周围叫声，哭声越来越多，到十八日上午，群众把我们负伤的人员用门板抬着转移到燕子峪，在燕子峪隐蔽几天，又转到迁西县马蹄峪。由于八天没有得到治疗，伤口化脓生蛆，疼痛难忍。事后知道周文彬，吕光部长牺牲了，李彬秘书长和王少奇部长，卜荣久科长（他是行署科长，准备到卫生部任政委）也都与敌人拼死在战场上，光荣的牺牲了。这次战役伤亡四百多人，其中地委以上干部五，六名，连以上干部几十名。

　　为了给死去的战友们复仇，李运昌司令员率领主力部队消灭了日军独立第八旅团三百多人。

　　少年立志革命人，枪林弹雨战敌人。

　　他们中年身虽死，革命精神永长存。

　　周文彬同志是国际主义战士，他原名叫金成镐，一九零八年九月，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义洲郡红南洞。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朝鲜后，他父亲金基昌因参加朝鲜的独立解放运动而被追捕，与一九一四年逃亡到中国，在北京通州（现在通县）侨居。全家都入了中国籍。

　　周文彬与一九一六年开始，在通州潞河小学和中学读书；一九二六年他和二哥金永镐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做党的地下工作。

　　在潞河中学念书时，周文彬在班内秘密组织了社会主义科学小组，经常组织进步同学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当年的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长张珍同志就是周文彬学习小组的主要成员。周文彬同志自潞河中学毕业以后，到辽宁抚顺煤矿做工运工作。一九三六年到冀东唐山开滦煤矿领导工人运动，任唐山市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他组织开滦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胜利后他和节振国将暴动的工人编成冀热辽抗日联军特务大队，同日伪军展开战斗。

　　一九三九年，周文彬任冀东东部地委书记。一九四三年任冀热辽区党委组织部长，直至牺牲。

　　周文彬同志艰苦朴素，虚心好学，关心他人，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他常说“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都是生死相关，血肉相连的一家人，任何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死对头”他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导。“我们是在敌后抗战，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我们的任务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人民战争，只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有牺牲自己，保护群众，才能取得群众信任”这是他常说的话。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自己带头这样做。在物质条件困难时，他带头省吃俭用，把发给他的衣服，鞋袜常常让给身边的同志用，自己穿着补丁的衣服，春夏秋穿小单衣，为了节省，冬天穿上较肥大的棉袄，为的是把手枪藏在里面。一到新区，住在老乡家，村干部和老乡误把周文彬当成是警卫员。在熟悉他的地区，老乡还笑着说，周部长你像个周邋遢。干脆以后我们不叫你部长，叫你周邋遢好了，他微笑着说，叫什么都行啊。我这样的邋遢干部多点才好呢。

　　周文彬同志一生谦虚好学。一九四二年，周文彬同志去晋察冀中央汇报工作时，由军区工业部长张珍（是周文彬的同学）同志陪同他到太行山军工厂参观学习。厂里领导热情招待他，却被周文彬同志谢绝，坚持同工人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对张珍部长说“我们冀热辽地区，地处东北三省的要冲，是敌我争夺激烈的地区。日军经常扫荡，几乎天天打仗，弹药消耗很大。如果能就地生产，就地补充弹药，军民能消灭更多的敌人。”所以我必须向工人同志学习军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