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那就是他们其实只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戴笠这个人，不光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不受大多数人欢迎的对象。当然了，有和他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也有自恃权势并不买他账的。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各大派系大佬搞好关系，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戴笠首先要搞好关系的对象，就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对宋美龄，戴笠不惜投入大量精力与财力，但在与蒋介石的亲戚方面，戴笠与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关系又有所不同。宋子文和孔祥熙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自然是各方巴结的对象，可戴笠只是跟宋子文关系密切，却因为侦破孔祥熙一个爱将的受贿案，大大地得罪了“孔财神”，被孔告到宋美龄那里，很是吃了哑巴亏。后来，戴笠帮了孔祥熙不少忙，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

　　对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戴笠一贯持拉拢态度，如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人，和他关系都十分密切。但奇怪的是，蒋介石的文派亲信们，却都对他没啥好感，屡屡让他热脸贴了冷屁股。

　　受些小气倒也罢了，最让戴笠难受的，就是处理和中统特务机构的创立者陈立夫的关系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再加上戴笠早期名义上还隶属陈立夫管，所以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从雏形时代就互相争斗，好戏不断。

　　后来，戴笠势力大增，陈立夫为自己考虑，也想和他缓和关系，为此还作了努力。抗战中，有一次陈立夫派手下左曙天到军统，找到与左较好的军统大将王蒲臣，要一份军统局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单，说陈立夫要请客，搞一次中统和军统的联谊。结果戴笠把王蒲臣大骂一顿：“他陈立夫要请客，跟我姓戴的有什么相干?他陈立夫企图掌握我们高中级人员名单，竟然耍了这样的花招，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你去告诉左曙天，在抗战期间，我们双方的人员，要尽量避免接触。”陈立夫的一番热心，就这样被满怀防备敌意的戴笠拒绝了。

　　另外，戴笠和那些“封疆大吏”的关系都比较紧张，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拿他不吃敬，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还处决过军统局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戴笠在内部大会上发誓要搞垮陈仪，奈何直至他飞机失事身亡，也没找到报复陈仪的办法。

　　五

　　对于部下，戴笠却又是另一套手法了。其实，这套手法正是蒋介石拿来对付他的，那就是一方面要求部属绝对服从，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还用优遇和严惩来双管齐下，以收掌控之效。戴笠最常用的一招就是，把犯错误的特务狠狠惩罚一下，但罚完了，会私下给他一大笔钱‘安慰安慰’。除此之外，戴笠还采用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种种办法，故意把一些相处不好的人派在一起工作，而在重要岗位上，用的都是自己的浙江江山同乡和他看好的新录用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戴笠的手下人对他不敢有任何隐瞒，更别说动坏脑筋或想背叛他了。

　　军统局在戴笠的独裁统治下，先后制定了很多禁令。这些禁令并不是组织讨论后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是戴笠口头随意宣布或以手令下达后形成的规定，其中居然有一条“不准在抗战期间结婚”，违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暗中与人同居被查出而囚禁起来的男女特务，几年间达到五六十对之多。但戴笠自己的私生活却荒淫无度，一些亲信大特务也可以和他一样例外，可以公开娶妻，比如，在戴笠下达手令后不久，毛人凤就率先与向影心结婚。戴笠在表面上不同意他的大将亲信这么做，但又不阻止，甚至还亲自出面贺喜。这使得一些想结婚而又不敢的小特务，在背地大发牢骚。当时军统局厕所的隔板上，便常常出现许多牢骚怪话。

　　军统局里贪污贿赂成风，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戴笠为了对外标榜他自己和军统特务如何廉洁，专拿小角色开刀，其中连许多特务都感到寒心的是杀贵阳邮电检查所检查员杨月亭的事。杨在检查邮件时，因偷了40元汇票款被人检举。当时这个女特务怀孕已经8个月，临刑前，一再请求生完孩子再执行。结果戴笠坚决不答应。像这类因几十、几百元的贪污偷盗案件被他杀掉的特务不知有多少，可是在军统中更大的贪污偷盗等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虽然戴笠也办过个把大贪污犯，但主要原因都不在他们的贪污，实际上都是因分赃不均或借机杀人而已。